在銅陵大通瀾溪老街走訪時，有幾位年過八旬老人對我說，在現河南嘴社區辦公樓邊的祠堂湖后稍，曾是聞名天下的大通“瀾溪書院”所在地。他們這一說讓我十分驚喜，雖然馳名的“瀾溪書院”如今已不復存在，但其昔日的輝煌有理由讓我們為它喝彩，更引起我對其考證的濃厚興趣。

　　大通，因位于長江與青通河交匯處，水運體系十分發達，成為長江上一處十分重要的交通樞紐。唐代時，朝廷曾在此設置“大通水驛”，當時流傳著這樣的一首民謠：“江南大通，靠山臨江，上接兩湖，下通蘇杭。 ”眾所周知，我國自隋朝開始實施科舉制度，到唐代仍延續隋朝開科取士的科舉制度。在科舉制度盛行的當時，各地紛紛興辦書院，培育人才。面對此景，大通的一些有識之士也開始醞釀建設一座書院。其時，銅陵籍太學(為當時最高學府)博士(相當于舉人)佘欽，相傳他是江西南昌人，是隨當時一些文人從贛江、鄱陽湖、長江輾轉來到大通的，后來還擔任過大通水驛的主事等小官，為讓佘氏家族成為書香世家，佘氏后人人才輩出、光宗耀祖，他在當時各地紛紛興建書院的風潮中將自家家產捐獻出來，建了這座規模壯觀的“瀾溪書院”。

　　整個書院為前后三進正屋、兩側回廊式的兩重四合院，最后一進大殿內，供奉著“大成至圣先師”孔子的塑像。書院為原木穿枋的青磚小瓦房，屋內地面青磚鋪地，厚重大氣的木門及其門楣上方、鏤空雕刻的木窗上與粗壯結實的穿枋原木橫梁、豎柱上，都鑲嵌或點綴著精美的木雕、漆畫；整個書院雕梁畫棟，飛檐翹角，斗拱交錯，氣勢非凡，使得整座建筑顯得十分考究，彰顯著典型的皖南建筑風格。院中天井呈四水歸堂暗溝排水的格局，天井中間是四方形水池，以承接四周屋面雨水，并建有排水暗道排放多余積水；水池中間建有小型拱橋和麻石過道連接前后兩進房屋，拱橋與過道將天井中水池一分為二，池中養著鯧條魚和睡蓮，建有栽植盆景的假山，讓整個天井顯得雅致，別有風味。因其建在大通鎮上，大通古名瀾溪，故名“瀾溪書院”。從此，這座書院成了佘氏宗族及周邊大戶人家子弟讀書的私塾學堂。

　　據老人們介紹，相傳這座書院環境幽雅，學術氛圍濃厚，為佘氏家族及銅池兩地后來培養了眾多人才。京劇《量江記》中主人公樊若水小時候就曾在這座書院讀過私塾。北宋初期，他因獻“浮梁計”幫助北宋統一中國，宋太祖趙匡胤于是提拔重用他當了池州知府。其時，大通屬池州府，得益于他的推崇，瀾溪書院從此十分興旺，北宋朝廷為此賜書“瀾溪書院”匾額，以示褒獎。此后，宋代著名文學家王安石、黃庭堅等都曾游學于此。明洪武二十四年殿試奪魁的狀元黃觀，為池州府貴池人。少時也曾于瀾溪書院修學。狀元及第后，為感謝師恩，曾親筆手書“瀾溪書院”匾額贈于書院，讓書院從此名聲大振，聲名更加顯赫，一時號為池州之冠。

　　自書院建立后，佘氏宗族因特別重視教育，再加上佘氏子弟讀書勤奮，從此人才輩出。特別是明朝時佘氏子弟屢中進士，尤其是佘敬中、佘毅中、佘合中三兄弟連中進士，一時名噪朝野。其中佘可才于明宣德五年(即公元1430年)官至吏部侍郎，俗稱佘天官，官居正四品；佘敬中為明嘉靖三十八年進士，官至廣東按察使，官居正三品，是明代與湯顯祖齊名、寫有《量江記》、《賜環記》、《鎖骨菩薩》等著作的著名文學家佘翹的父親；佘毅中為明萬歷二年進士，授工部主事，后官居正四品等，皆出于瀾溪書院，進士及第。自此，佘氏宗族遂成大通最有影響的名門望族。

　　佘翹晚年回歸故里，不僅為瀾溪書院學子們講學，還主持編纂了《銅陵縣志》，承擔了《池州府志》的編務和校對工作；明代的著名隱士佘應龍，一直隱于瀾溪書院，一生不仕，終日沉湎于典籍中，以古人自許，后隱居泉山，以詩酒自娛，著有《泉山集》。

　　瀾溪書院自興建后的一千多年中，曾多次遭受戰火摧殘，修復過多次。到清代時，瀾溪書院建有孔子殿、鵲江樓、藏書樓、蒙學堂等眾多建筑，但最后還是毀在了太平天國的戰亂中。清末，因新文化運動影響，各地紛紛廢書院興新學，瀾溪書院因此再未進行重建，但瀾溪書院給大通古鎮帶來了崇尚文化、重視教育的傳統，并因此一直保留下來了。

　　據191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黃炎培考察大通教育日記》介紹，在當時小小的大通鎮上，有國立十六中、銅陵師范學堂、銅陵小學、女子學堂、大通中學、和悅洲小學、大通市小學、福音堂小學、天主堂教會學校等十幾所學校，其中大通女子學堂還開創了我國師范教育體育專修科和女子干校的先河，其教育事業發展馳名全國，引得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和中國近現代著名愛國主義者、教育家、理論家、中國近代職業教育創始人黃炎培等名人政要到大通視察。

　　作為大通十分重要的文化遺產，瀾溪書院為這片土地培育了大量優秀的人才，在中國文化史上享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理應得到有效保護與傳承。因此，我覺得在規劃建設大通古鎮歷史文化旅游區的今天，重建瀾溪書院這樣有著厚重文化烙印的歷史建筑，將對促進大通旅游發展，提升大通文化內涵和品位，打造魅力徽商傳奇大通意義非常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