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徽商傳奇的文化精髓 塑造新型皖商形象
在商言商�；丈涛幕突丈叹袷侵袊探缬肋h無法回避的一個話題。本刊隆重推出《傳承徽商文化精髓，塑造新型皖商形象》一文，在全面解析徽商文化的基礎上，試圖全景式反映徽商誕生的艱辛歷程，深入剖析徽商文化之深刻內涵，初步探討塑造新一代皖商形象的必由之路。本刊每期將拿出一定篇幅來刊載研究徽商文化的學術文章。作為拋磚引玉的一家之言，期盼得到更多的有識之士賜稿教正。
徽商，一個中國商界的古老神話。
徽商文化，一個學術界的凝重話題。
明清以來，徽商商業資本之巨、從賈人數之眾、活動區域之廣、經商行業之多、運營能力之強，其他商幫難以望其項背，故能在中國商界稱雄數百年之久。
徽州人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和杰出實踐，在創造了空前的商業繁榮的同時，也鑄造了特有的儒商文化，形成了“賈而好儒”、“益向儒雅”精神，樹立了一代“亦官亦儒亦農亦商”的特殊商人形象。
正是憑借儒商精神和文化，徽商才能從無到有，由小到大，馳騁商場，脫穎而出，乃至發展成為中華大地上十大商幫之翹楚。它的成功堪稱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
徽商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國商業文化的寶貴精神財富。它留下的豐厚歷史遺產，一直是讓后人世代受益的智慧之源。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探討徽商歷史，研究徽商文化，弘揚儒商精神，打造新型皖商，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無徽不商，無績不街——從“一文錢”到“一捧錢”的艱辛歷史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放眼四海，溯流而上，我們不難發現，地處“吳頭楚尾”的徽州人，其經商的悠久歷史可謂是源遠流長。
早在東晉時期，史書中即有“新安商人”活動之記載。唐宋時期，徽州人經商已經習為常事。明代成化、弘治年間，徽州人逐漸形成了商幫集團。明嘉靖以降，中國開始出現資本主義萌芽。與之相對應，徽商的經營活動達到了鼎盛狀態。而鴉片戰爭以后，隨著帝國主義列強肆意入侵和資本主義國家舶來品大量傾銷，中國逐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丈痰纳虡I經營也漸趨衰落。
值得我們引以為傲的是，作為一支商界勁旅，徽商曾經活躍于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明、清時期，徽州“商賈四出，滇、黔、閩、豫、晉、燕、秦，足跡幾通宇內。”“詭而海島，罕而沙漠。”遍及日本、俄羅斯、東南亞諸國，甚至遠涉重洋，繞過了非洲好望角，直達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地。
萬歷《歙志》記載：徽商經營，“其貨無所不居，其地無所不至，其時無所不騖，其算無所不精，其利無所不專，其權無所不握。”徽商只要有利可圖，無業不就，所從事的五大行業為食鹽、糧食、木材、茶葉、典當。經營的方式為走販(長途販運，薄利多銷)，囤積(囤積居奇，賤買貴賣)，坐商(廣設店肆，公平交易)，質當(經營典當，權子母錢)，貿易(居所交易，互通有無)。通過徽商的成功運作，商品流通渠道暢開，商品交易市場興起，帶來了空前的商業貿易繁榮�；罩萘h(歙、黟、休寧、績溪、祁門和婺源)歷代經商而致富者數以千計，擁資百萬的巨賈富商竟有230人之多。程承津、程承海、祝確、江元、程白庵、胡光墉(字雪巖)等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唐朝詩仙李白在天寶元年(742)到寶應元年(762)，曾多次來到安徽的當涂、宣城、涇縣、秋浦、南陵等地游覽。他在皖南寫下《清溪吟》一首：“清溪清我心，水色異諸水。借問新安江，見底何如此?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里。向晚猩猩啼，空悲遠游子。”由此可見，早在晉唐時期，徽州人就有出遠門、謀生計之習慣。
從表面上看，徽州人紛紛離家出走的原因，是因為山多地少的客觀環境壓力。正如明嘉靖年間徽州一名村婦所言：“吾郡在山谷，即富者亦無可耕之田，不賈何待?”明清時期，經商成了徽州人“第一等生業”，在成年男子中，外出經商者約占70%左右，鼎盛時期還要超出這一比例。
徽州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二分道路和莊園”之稱�！督贤ㄖ尽酚涊d徽州境內“咸有溪山之勝，然峽谷險陋，壤地磽瘠，水流湍悍，少潴蓄，不雨易枯，驟雨則山漲暴至。”山民們“火耕水耨，不納王租。”在靠天吃飯的農耕社會，無疑缺乏發展農業的基本條件。
東漢、西晉、唐末、北宋后期，社會激劇動蕩，中原戰亂頻仍，出現了四次大規模移民浪潮。北方名門望族的大舉南遷，既給徽州地區增添了大量人口，也帶來了先進的中原文化和生產技術，同時收不敷食的情況亦日趨嚴重，70%的食糧均依賴江西、江蘇和浙江鄰省供給。為了獲得換取食糧的貨幣，徽州人利用本地自然地理特點，開展植茶、造紙、制墨、制硯多種經營，形成了徽州地區土特產豐富和手工業發達的經濟特色。
進入明代以后，人多糧少、入不敷出的矛盾更為突出，單靠“屯紅祁綠”茶葉、木材、桐油、土布等土特產品和“歙硯、宣紙、徽墨、湖筆”等手工業產品，已不足以解決徽州人吃飯問題，山民們不得不“遠賈他鄉”，“求食于四方”，靠坐商行販來養家糊口。從明代中葉開始，徽州人外出經商漸成風氣，出現了十二三歲就出去當學徒、做生意的局面。
但是從深層次考察，徽州人大興經商之風，其外部契機，主要是當時的中國經濟重心已經逐漸南移，長江中下游流域商業市場日趨繁榮，有識之士經商理財趨之若鶩。內在動力則是緣于徽州人的“窮則思變”精神和程朱理學的影響。他們敢于打破“重農抑商”的傳統觀念，沖破普遍認為從商是“末賤之業”的世俗偏見，眾多徽民爭相冒險出門，搖身一變而為商賈，造成了徽商遍地開花的蔚然壯觀。
“看似平常但奇崛，成就容易卻艱辛。”徽商表面上日進斗金，財源滾滾，在社會上財大氣粗，風光無限。但是對于徽州人來講，在成功的背后潛藏著太多的艱辛，內中的甘苦又豈能為外人所知?因為年紀輕輕就離鄉背井，出門在外經商畢竟是險象環生，江湖飄泊的經歷讓人心有余悸，慘淡經營的生涯令人不堪回首。
當地民謠說：“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歲，往外一丟。”《豆棚閑話》記載：徽州風俗慣例，當地生活貧困人家，小孩子長到十二三歲便打發出門，去獨自尋覓謀生之路。開始多半是在沾親帶故的店鋪里當學徒。學徒一般歷時三到五年，過著“一碗鍋巴糊，兩只干咸魚。晝夜守店鋪，清早倒尿壺”的艱苦日子。受氣吃苦倒是家常便飯，關鍵是能圓滿結束學業，否則就要被鄉人恥笑。
出門在外當學徒以及日后自己做生意，徽州人忌諱的是被呼作“茴香蘿卜干”。“茴香”的諧音為“回鄉”，“蘿卜”的諧音為“落泊”，意為在外學無所成或經營不善落泊回鄉是一件丟臉的事。故徽州人無論拜師學藝還是獨自經商，一般都會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出門便作焚舟計，生不成名死不歸。”一旦生意不成功，寧愿終老市井或客死他鄉，也不愿意輕易回家。
告別故園外出經商，自然要“離世守之廬墓，別親愛之家庭。”至于新婚別離，更是習以為常。“近者歲一視其家，遠者不能以三四歲計。”甚至“出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歸，歸則孫娶媳婦而子不識其父。”有一首新安“竹枝詞”就是這種情況的真實寫照：“健婦持家身作客，黑頭直到白頭回。兒孫長大不相識，反問老翁何處來?”
徽州女子一般“老大嫁作商人婦”，而“商人重利輕離別(見白居易《琵琶行》)。”男人長期客居在外，經商滯留不歸，留下了年輕的妻子在家獨守空房，青絲染成了白發，紅顏熬成了白骨。這中間演繹出無數個悲歡離合的故事，徽州地區四處林立的貞節牌坊，完全可以佐證這一血淚史實。如歙縣年份最晚的貞烈磚坊，就是徽州貞節婦女群體的祭碑。它一次性旌表徽州府屬的65078位節婦烈女，雖然名字刻在牌坊上，但是她們的命運卻消失在凄清的歷史之中。
女人在家操持家務，撫養兒女，生活困頓自不必說，受活寡的滋味更是寂寞難耐。不少已婚女子白天下地耕種，黃昏以后便關門閉戶，以淚洗面來沖淡無盡的相思。百無聊賴里，黑暗中取出一捧銅錢，拋于房中冰冷的地上。銅錢滾落一地。女人摸黑將一枚枚銅錢如數拾起，再散擲于地，復又一一拾起。如此循環往復，借以捱過漫漫長夜。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男人們外出經商無疑需要資本�；丈潭酁樾”酒鸺�，沒有本錢時，或則變賣家產，或則多方舉債。借高利貸從事商業經營，是徽商資本的重要來源之一。民末抗清英雄金聲《與徐按院書》稱：新安商人“雖挾貨行賈，實非己貸，皆稱貸于四方之大家，而償其二三之息。”更多的徽州人則是身無分文，白手起家。
清乾隆年間，歙縣少年奇才鮑志道(字誠一，號肯園)，11歲時便中斷學業，懷揣一文銅錢，告別父母雙親，踏上了外出經商的不歸之路。他歷經坎坷，孤軍奮斗，終于躋身為揚州著名的大鹽商，家資累至巨萬。鮑志道經營有方，管理有術，在揚州商界聲名顯赫，眾望所歸，擔任鹽務總商職務達20年之久。
在徽商中，類似鮑志道靠“一文錢”而發家致富的并非是個例。蘇州有一家徽商布店，經營200余年不衰，店名竟是“一文錢”，據說這是店主人為了永不忘本而特意題寫�；罩萑说男艞l是：“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家中一貧如洗，方才遠走高飛，四海為家。在外一身如寄，卻能吃苦耐勞，甘之如飴。許多人“一賈不利再賈，再賈不利三賈，三賈不利擾未厭焉。”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通過血淚打拼，最終才“20年的媳婦熬成了婆”。
在外經商的兇險常人難以想象。即使是成功的商人，在商海搏擊中也會時時遭遇不測，造成血本無歸。相對于商海的狂風巨浪，個體商賈只是一葉扁舟。在風雨飄搖中稍不留神，就可能檣傾楫摧，甚至是滅頂之災�；丈躺朴诙床祜L云，把握商機，權衡大道，趨利避險。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他們往往能夠繞過明礁暗流，比別處的商人技高一籌。
早在南宋時期，徽州祁門人程承津、程承海兄弟倆靠著白手起家，經商致富，后來腰纏萬貫，富甲一方，時人稱為“十萬大公”、“十萬二公”，合稱“程十萬”。理學家朱熹的外祖父祝確所經營的商店、客棧，竟占了偌大徽州府的一半，被人呼作“祝半州”。
元末明初的徽商資本，較之宋代已大為增加。鳳陽人朱元璋起兵反元，缺乏軍餉，歙商江元一次性捐助餉銀10萬兩之巨。1805年間，黃淮流域發生特大洪災，哀鴻遍地，民不聊生。揚州徽商集資捐贈大米6萬石、銀錢200萬兩，足見徽商的急公好義和實力雄厚。
在明清時期的江浙一帶，商品經濟頗為發達，徽商勢力尤為強盛。史書記載“揚州之盛，盛于徽商”。光緒《兩淮鹽法志》列傳記載80名客商，徽州籍的就占有60名之多。流傳于江南有句民諺：“無徽(商)不成鎮，無績(商)不成街。”意思是說，一個地方如果沒有徽州商人，便形不成繁華的城鎮和繁榮的集市。
在“九省通衢”的湖北武漢，徽商不僅建有豪華的同鄉會館，擁有雄厚的公產私產，在長江之濱還建了一個“新安碼頭”，專供徽商停泊商船使用。在沿江其他城市，徽商也是舉族經商，聚集成幫，雄居長江中下游流域廣大市場。
清乾隆時，績溪商人王泰邦在周莊因地設市，應時經營，春季賣茶葉，冬天販海鮮，把生意做得風生水起。后人稱頌：“我祖泰邦公，作賈在吳中。設市周莊鎮，居然端古風。春季市茶葉，冬季海貨通。”
“紅頂商人”胡雪巖以亦商亦官、官商一體而名聞遐邇。他出身貧寒家庭，從小寄寓杭州。為人聰明好學，踏實肯干。當學徒為老板倒了整整8年夜壺，竟在27歲時迅速發跡，成為阜康錢莊的老板，他在商場和官場上叱咤風云，最多時擁有的資金竟達2000萬兩以上，成為當時中國最有錢有勢的巨富商賈。
再如盛澤鎮，明初僅是一個幾十戶人家的村莊，到嘉靖時也只是百多戶人家的小市。到了清康熙年間，“居民萬有余家，”四方商賈云集，成為繁華商埠。清道光年間，盛澤鎮修建“徽寧會館”。在董事會中，徽商竟占了48名董事席位。如果沒有徽商的投資，盛澤鎮斷不能達到“蕃阜氣象諸鎮推為第一”之規模。
一部徽商崛起的歷史，實際上是徽州人的艱苦奮斗史，也是他們的血淚創業史。在重農抑商、尊儒鄙賈的封建農耕社會里，徽州學者能夠提出“商何負于農”、“賈何負于儒”的主張，在當時無疑是空谷足音�；罩萑松眢w力行，“敢為天下先”，“雖千萬人吾亦往。”所表現出來的大智大勇彌足珍貴。正因為如此，徽商精神才是從商者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和最佳教材。
追根溯源，正本清源——從“徽駱駝”到“績溪牛”的文化符號
作為明清時期最有影響的商派群體，徽商能在各大商幫的群雄逐鹿中脫穎而出，獨領風騷，雄踞中國商界數百年，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中國商業史上的經濟奇跡。
來自深山僻壤、流寓四面八方的徽商，為什么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立于不敗之地?眾多學者分析，主要是因為徽州人具有精明的經商頭腦、天生的商業才具、敏銳的商業眼光、忠實的敬業精神、誠信的經商理念、踏實的務實作風。換言之，也就是“徽駱駝”精神和“績溪牛”作風，這實際上與其厚重的徽商文化、特有的徽商精神息息相關。
“徽駱駝”這一文化符號，正是對徽商精神的形象概括。在風塵彌漫、久旱無雨的沙漠地區，駱駝無疑是馳騁沙海的惟一交通工具�；罩萑藶楣派皆饺说暮笠�，先輩們“斷發紋身，勇悍尚武”，其后人忍辱負重，吃苦耐勞。他們長途跋涉于人跡罕至的塞外，把茶葉、鹽巴買賣做到了蒙古、西亞和俄羅斯，用“沙漠之舟”來形容恰如其分。
績溪商人則是徽商中的后起之秀。當其他縣的徽商漸趨沒落之際，出身于草根階層的績溪商人卻能夠應運而生。他們憑借吃苦耐勞的山民本色，在亂世爭雄中一枝獨秀，被譽之為忍辱負重的“績溪牛”。在田園阡陌、春耕秋耨的江南農耕地帶，耕牛無疑是農人的得力幫手。在“拓荒牛”的身上，體現出了徽商披荊斬棘、一往無前的開拓精神。
將走出窮鄉僻壤、四處行商走販的徽州人，呼為“徽駱駝”和“績溪牛”，并非是一種貶稱，而是反映了他們的敬業、執著、拼搏、堅韌、友愛、和諧等優秀品質。一方面說明了徽商在外創業的艱辛與曲折，另一方面則是指他們具有一種負重前行、堅忍不拔的意志和精神，而這正是徽商置于死地而后生、身處逆境而成功的重要因素。
徽州文化既是一種地域文化、又是一種移民文化，集中反映了中華儒家文化的特性，內涵豐富，在各個層面、各個領域都形成了獨特的流派和風格，具有典型標本價值。南唐名士許堅稱“黟邑小桃源，煙霞百里寬。近村聞犬吠，人盡古衣冠。”南宋以來，徽州更是文風昌盛，人文薈萃，成了“東南鄒魯”、“禮義之邦”，其代表學說是新安理學。這個在中國思想史上有著重大影響的學派，其奠基人為程顥、程頤，集大成者是朱熹，他們的祖籍均在徽州。程朱理學重視對理欲、心物、義利、道德、天人及其關系的邏輯論證，著述宏富，提升了徽州文化的理性思維，培養了深厚的理性主義傳統。
儒家思想，被長期奉為中國封建社會的主導思想，影響到社會的各個階層和方方面面，徽商也長期受其侵淫和熏陶。特別是在徽州，受程朱理學的影響尤為深重。除了樂于吃苦、甘于寂寞、精于算計、善于拼搏以外，堅持“誠信為本”的商業經營理念，將其作為經商從賈的道德規范，正是徽商獲得成功的不二法門。
在那個歷史年代曾經有過鮮明的對比，一些商家利欲薰心，為富不仁，在買賣中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現象時有發生，因此留下了“無商不奸”的罵名。而徽商卻“正其道而謀其利，明其道以計其功。”始終堅持講道義、重誠信、行善緣的原則，在經商活動中有所為有所不為。
徽商植根于豐厚新安文化土壤之中，其顯明的特點是“賈而好儒”、“賈儒結合”。他們或者棄賈業儒，或者就棄賈仕，甚至選擇捐貲買官的道路。一旦經商發跡或致仕成功，便衣錦還鄉，將賺來的余財投入捐輸，同時廣結善緣，大做善事以光耀門楣，進一步壯大了家族勢力，強固了宗法制度。同時又培養了致仕人才，擴大了政治勢力，這對維護當時的統治，的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明、清時期，徽州名臣學者英才輩出，六縣本籍中舉者多達996人、進士618人，狀元者本籍加寄籍的共有28人之多，占全國狀元總數的24分之一。僅歙縣一地，便有43人列入詩林文苑，出現過父子同為“尚書”、兄弟同為“丞相”的逸事。濃郁的文風、雄厚的財富造就了徽州詩書禮儀之邦，培育了競相怒放的徽學之花。
宋代以后，徽商的迅猛發展為徽州帶來了空前的文化繁榮。其新安畫派獨樹一幟，新安醫學獨步醫林，徽派藝術技藝精湛，徽派建筑美侖美奐，還有徽菜、徽劇、徽派版畫、徽派篆刻、徽派盆景、新安文書……，給后人留下了異彩紛呈的人文景觀和歷史遺存，成為國內外學者爭相研究的課題，“徽州學”已成為與“敦煌學”、“藏學”比肩并立的三大地方顯學之一。
在眾多的徽商中，不少人本身就是理學鴻儒，他們飽讀詩書，精通音律，詩人、畫家、金石篆刻家、書法家、戲曲家和收藏家層出不窮�；罩萑私浬讨赂灰院�，十分熱衷于文化建設，在家鄉大舉修建宗族祠堂和忠孝節義牌坊，更多的是辦學堂，組戲班，建會館，續族譜，修方志，辦文會，甚至著書立說，刻書藏書，為后世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
儒家經典素有“明允篤誠”之說，“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鬃釉唬�“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富貴乃“人之所欲也”，然“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罩萑�“以儒術飾賈事”，奉行“賈道儒行”，倡導誠信商德，“不效世用一切狙詐術”，不以“功利為急”，因而譽溢江湖，“而資益積也”�；丈淘S憲對此作過精辟的總結：“惟誠待人，人自懷服。任術御物，物終不親”。
比如，明朝徽商胡仁之在江西南豐做糧食生意，即使在天災大饑之年“斗米千錢”的情況下，他也決不在糧谷中摻雜兌假去牟取暴利，坑害百姓。又如，清末胡開文墨店發現有一批墨錠質量上有瑕疵。老板胡余德果斷指令所屬店鋪停止制售，并將流向市場的這批墨錠用高價收回，倒入池塘之中將劣貨全部銷毀。
徽商在經營活動中，歷來看重“財自道生，利緣義取”，遵行“寧奉法而折閱，不飾智以求贏”的原則，主張誠信為本，堅守以義取利。為了保證商品的質量，維護客戶的利益，決不使奸�；�，摻雜使假，甚至不惜血本，毀掉重來，體現了徽商“以誠待客”的處世原則和“以真行賈”的經營理念。
綜上所述，敏銳的創業眼光、進取的人生態度、真誠的經營理念、誠信的處事風格、和諧的人際關系、良好的市場信譽、超前的契約意識，是徽商共有的精神風貌。根據近年來學術界的概括，徽商精神具有以下鮮明特點：
一是衛國安民的愛國精神�；丈叹哂袗蹏髁x傳統，深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身在江湖，心懷魏闕”的大義，深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道理，在報效祖國、服務社會方面不遺余力。從早期徽商積極參加邊疆的開發，不辭勞勞，運糧輸邊，到明中后期徽商主動參與抵抗倭寇侵略的斗爭，不惜毀家紓難，乃至近代徽商為了抵御外敵入侵，救亡圖存，踴躍捐資捐物，無不體現出他們“社稷為重”的愛國精神。
二是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素以“勤于山伐，能寒暑，惡衣食”著稱的徽州人，肩負家族生存發展的重任，義無返顧地背井離鄉，闖蕩江湖。商海波濤洶涌，兇險異常，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一不小心就會觸礁擱淺，甚至面臨沒頂之災�；丈痰目少F之處，就在于他們敢于冒險、開拓進取，矢志不渝、堅韌不拔，屢敗屢戰、愈挫愈奮，一往無前、百折不撓，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三是度勢趨時的競爭精神。市場風云變幻莫測，徽商細心預測市場，留神捕捉商機，權衡利弊得失后根據市場行情變化而隨機經營，最終在張弛萬變、風云詭譎的競爭中擊敗對手�！督贤ㄖ尽氛f徽商“善識低昂時取予”，“以故賈之所入，視旁郡倍厚。”成化年間，徽商適時打入鹽業領域，以經營鹽業為中心，雄飛于中國商界即為一例。正是由于徽商能夠審時度勢，隨機應變，因此他們總能走在同行的前面而出奇制勝。
四是以眾幫眾的和協精神�；丈淌且匝壓偷鼐墳榧~帶結成的商幫團體，有著濃厚的鄉誼觀念和很強的宗法意識。即便在商幫內部，也不允許銖錙必較、眥睚必報，能夠同舟共濟、患難與共，極少發生爾虞我詐、見利忘義的事。“千人同心，則得千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可用。(劉安：《淮南子)”遍布全國各地的徽州(新安)會館、同業公所的建立，突出體現了“以眾幫眾，相互提攜”的精神，強化了商幫內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徽商在市場上的競爭力。
五是惠而不費的勤儉精神�；丈潭嗍浅錾聿莞A層，白手起家，慘淡經營，不避艱難，經歷了一番出生入死的奮斗拼搏，最后才建立了自己的百年基業。他們具有“致富思源”，“富不忘本”的品質，特別珍惜來之不易的財富，在日常生活中仍舊保持在家時的純樸作風，自省自律，克勤克儉。不僅如此，他們還以勤儉精神教育子孫后代，“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黟縣西遞村有副楹聯說得好：“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守業難，知難不難。”
六是以義制利的奉獻精神�；丈陶J為，“善為至寶一生用，心作良田百世耕。”他們重視人文精神、講求理性追求。在經商過程中，能以誠待人，以信接物，義利兼顧，匯通天下。但凡在大仁大義的問題上，徽商歷來是責無旁貸，義無反顧，“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將積累的財富無私奉獻給社會。平時注意樂善好施，以“義行”、“義舉”來造福鄉鄰、福澤桑梓。一旦出現國難民困或者旱荒水災時，又能慷慨解囊，仗義疏財。
七是賈而好儒的文化精神�；盏仉m處“吳頭楚尾”，卻有“東南鄒魯”之稱。“十戶人家，必誦詩書。”生于斯、長于斯的徽商，長期受其侵淫，君子之風、儒雅之氣成了他們與官僚士大夫交往時的“黏合劑”�；丈桃话憔哂休^高的文化素養和文化品位，善于以史為鑒，博采眾長，用歷史經驗與他人教訓來促進自身事業的發展。他們本著先義后利、義中取利的心態走進市場，誠信風范和儒雅風度是其一以貫之的儒商品格，業已成為徽商集團的標識。
八是循規蹈矩的守法精神。在頻繁的社會活動特別是經濟活動中，徽商恪守“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奉公守法、互惠互利”的基本道德，依靠“約”與“法”來維護正當的權益，逐漸形成了凡事“立字為據”的習慣�，F存大量的徽州契約文書，涉及到社會經營活動方方面面，客觀的反映了徽州“民間法”由原始走向規范和成熟的歷史演進過程。長期為外人所責難的“徽人好訟”現象，正是徽州人為構建法制經濟所作的初步嘗試和不懈努力。
在商言商，時進我進——從“老徽商”到“新皖商”的形象嬗變
“徽幫”是對舊徽州府籍商人和商人集團的泛稱。本文所說的“老徽商”，特指歷史意義上的“新安商人”和“徽州商人”。廣義的徽商概念則應當包括安徽省其他地區的商業個體。為了便于區分，筆者認為，對安徽省籍的商人統稱為“皖商”更為貼切。
徽商傳奇集團整體勢力的崛起、稱雄，在中國商業發展近代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歷史上的徽商鑄造的儒商精神，把實踐儒學道德規范作為商業理性的自覺追求，對今天的皖商仍然富有現實的啟迪作用。
徽商之所以稱雄商界數百年，是與其重視文化層次和做人品位的本質特點分不開的。從徽商群體的思想到行為，無不體現出祟高的儒家思想特色，實則是“儒賈”的社會基礎和思想根據。這些可從“老徽商”的經營理念、用人之道、人生哲學和生活情趣等方面體現出來。
在經營理念上，
徽商傳奇堅持“生財有道”的義利觀，“仁心為質，以義為利，以禮接物;擇地趨時，以智求贏，以誠為本。”見利首先思義，認為義重于財。堅持誠信經營，講究商業道德，奉行秤準、尺足、斗滿，且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堅持薄利多銷，讓利于客，反對強取豪奪，營私舞弊，尤其鄙視對顧客的欺詐行騙。
在用人之道上，徽商始終把“勤勞、誠實、謙和、忍耐、變通、儉樸”和“有主見、不忘本、知禮義、重身命”作為選人思想和用人標準，注意扶持、遴選、獎掖和提攜優秀商貿人才，堅持任用知書達理的儒雅之士，注意培養他們的學習思考習慣、吃苦耐勞精神、誠實守信品質和堅忍不拔意志。
在人生哲學上，徽商重德尊儒，堅持“和為貴、禮為先，知榮辱、明禮義，講誠信、守道義，倡和諧、求發展。”奉行“溫良恭儉讓”(溫順、和善、恭敬、節制、謙遜)，認為謙以交友，和以生財，勤以補拙，儉以興業。強調“五誼(族誼、戚誼、世誼、鄉誼、友誼)并重”，不能厚此薄彼。
在生活情趣上，徽商愛好廣泛，精通琴棋書畫，崇尚以文會友。在交際中注意公眾形象和注重公關策略，所謂“正衣冠，迎送賓客，尊而有禮。”徽商人家崇文、重教、孝親、講禮蔚然成風，即重讀書、講孝道、識禮節、揚文風。在古黟縣，諸如“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還是讀書”等充滿教化意蘊的楹聯比比皆是。
簡言之，“老徽商”本質上就是儒商。他們往往集商、儒、仕于一身，做人時能以德為帥、以誠為根、以善為貴。做事則以謀為基、以實為重、以智為要。做官則以民為本、以正為先、以紀為則。我們要向他們學習，在經商時，穩扎穩打，步步為營，不要去追求一夜致富。在治學時，只事耕耘，不問收獲，不要去講求一夕成名。在從政時，謹小慎微，循規蹈矩，不要去謀求一步登天。
“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當今社會充滿著喧囂和浮躁，攪得人們“急如蟻，亂如蜂，忙忙碌碌尋與爭。”而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人治傳統，導致人們的法制觀念普遍低下，一些素質不高的商家為利益所驅使，采用了不正當的經商手段，專行狗茍蠅營之道。甚至利令智昏，采取了牟取暴利的不法手段，坑蒙拐騙無所不用其極。這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嚴重不符，與儒商道德準則背道而馳，同新時代的商道商德商規水火不容，為人們所不恥，也是新一代皖商必須警惕的。
徽商的興衰早已成為了歷史。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儒商傳統文化的精髓仍然值得我們總結回味。它對于我們今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塑造新時代皖商的嶄新形象，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
商業文化，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隨著商品交換的產生而產生，隨著商品流通的興盛而興盛，與商業實踐相始終，歷史十分悠久。而作為現代的一個專門學科的建立，則僅僅不到20年的時間。對
徽商傳奇精神文化、商業倫理文化、商業環境文化，以及商品文化、商標文化、營銷文化的研究，仍付闕如。而商業精神，即在商品交換活動中，在心理和行為上表現出來的合乎道德和規律的活力，在學術界更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往事越千年。市場經濟從本質上說是一種法制經濟，它的基礎是經濟自由、經濟公平、平等競爭、依法經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剛剛從計劃經濟脫胎而來，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供模仿。歷史是一面映照現實的明鏡，也是一本飽含哲理的教科書。新一代皖商要與時俱進，成就大業，真正實現由老派徽商到新型皖商的角色轉換和形象嬗變，依筆者一孔之見，必須依靠徽商文化來凝聚力量、匯集智慧，妥善地處理好下述關系。
首先，正確處理好繼承與創新的辯證關系，在打造商業文化、商業精神、商業道德方面有新拓展。“老徽商”發揚光大了儒家文化，推動了古代中國商業的繁榮昌盛，形成了獨特的商業文化品質，打造了具有生命力的商務理念，積淀了一道永不磨滅的亮麗風景，堪稱現代商業運作的典范與楷模。揚棄是“吸其精華、棄其糟粕。”創新是“揚其舊義、創立新知。”我們新一代的皖商更應當注意在繼承中揚棄，在弘揚中創新，特別是在經商理念、從商精神和職業道德三個層面上推陳出新。
其次，正確處理好固本與培元的辯證關系，在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義利觀方面有新境界。“老徽商”作為一個整體文化素質較高的商幫，在商業活動中，大多能自覺的用儒家思想來規范經營活動，以德為行塑人品，以法為舵度人生，以信為基交朋友，以儉為本正作風。實際上，經商只是一種手段，賺錢并非惟一目的。人格的完善是本，財富的確立是末。“為一身謀則愚，為天下謀則智。”新一代皖商在商業經營的價值取向上更應有新的尺度，在人生追求的終極目標上也應有更高境界，真正做到知恩圖報，知源思進，知責思為，知足常樂，不為名所縛，不為物所累，不為譽所誘，不為利所驅，這樣才能為國為民做出更大的貢獻。
第三，正確處理好務虛與務實的辯證關系，在善于學習、精于思考、敢于創新方面有新形象。學習是智慧之源、進德之基，是事業之帆、實踐之舵。“老徽商”無一不是注重學習的典范，把學習看作是人生的必修課，靠學習來練就過硬的看家本領。新一代皖商要做到思想常新，理想永存，就得加強內練硬功，外修形象，始終做到智而不惑，勇而不懼，誠而有信，仁而無敵。也就是說，在創業實踐中要講求商道，博采眾長，為人應守儒家之忠誠，治事應持法家之嚴明，創業酌用兵家之權變，養心可用道家之超脫，做事當如縱橫家之靈活，行善當如墨家之兼愛。
第四，正確處理好審時與度勢的辯證關系，在把握天時、善用地利、保持人和方面有新作為。古人云：“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圣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因機而發。”商場瞬息萬變，商機稍縱即逝。新一代皖商必須用好、用活、用足現行政策，審時度勢，把握商機，應時而興，擇機而行。要充分利用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人得其事，事得其人;人盡其才，事盡其功，依靠集體的智慧和力量來把自己的企業和實業做大做強。要愛國敬業，恪守道德，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用江淮兒女的聰明才智和心血汗水，來發奮圖強，勵精圖治，為民族振興、中華騰飛盡一份綿薄之力。
凡成大事者，必有銳氣。江河之有銳氣，故成萬千氣象。樹木之有銳氣，故成浩瀚林海。土石之有銳氣，故成嵯峨山脈。時代的需要呼喚“新皖商”的崛起，改革的實踐催生“新皖商”的誕生。在塑造優秀的現代商業精神、建構完善的現代商業制度、弘揚高尚的商業道德、打造新型商業“航母“方面，新一代皖商責無旁貸，理當當仁不讓。在未來的歲月里，但愿各位仁人志士，能以知難而進的英雄氣概，一往無前的堅強斗志，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腳踏實地的務實作風，來早日實現我們的創業之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