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徽商傳奇好儒的文化淵源與現實體現
徽州素稱“東南鄒魯”。明清時期，徽商商業資本之巨，從賈人數之眾、活動區域之廣、經營行業之多、經營能力之強，都是其他商幫所無法匹敵的，在中國商界稱雄數百年�；丈袒顒臃秶�“幾遍宇內”，所謂“山陬海涯無所不至”，在江南各地，特別是離徽州不遠處的全國經濟最發達、人口最稠密的長江三角洲一帶，向有“無徽不成鎮”之說�；丈痰囊粋�顯明的特點是“賈而好儒”，“賈儒結合”，徽商的本質是儒商，他們或是“先儒后賈”，或是“先賈后儒”，或是“亦賈亦儒”。
一、徽商好儒的歷史文化淵源
徽商之好儒，有其深遠的歷史文化淵源，“新安為文公闕里，后先相望，斯文盛昌”[1]。著名的思想家、理學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上饒)，歷朝統治者的褒典追封為徽人好儒打下了堅實的文化基礎。朱熹雖生于閩，宦于閩，而其文多自稱“茶院九世孫”，又稱“新安朱熹”，即不忘其舊也。朱熹兩次回鄉講學授徒，培養了大批徽州弟子，朱子之學轉相授受，歷朝不絕，形成了宋明理學之一重要分支——新安理學。朱子死后，先后有宋理宗追封信國公，紹定年間改封徽國公，宋度宗咸淳中詔賜婺源朱氏故居名“文公闕里”。明嘉靖間又詔婺源朱熹十一世孫朱墅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蔭錄勿絕”。清康熙、乾隆先后親書“學達性天”，“道脈薪傳”等匾賜歙縣紫陽書院懸掛。朱熹理學對徽州政治、經濟、學術、文化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自元代起，朱子之書列為科舉必讀之書，天下讀書士子莫不朝夕誦讀。而徽州人讀朱子書，則又有更為深厚的桑梓之情，他們認為：“我新安為朱子桑梓之邦，則宜讀朱子之書，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禮，以鄒魯之風自待，而以朱子之風傳子若孫也。”[2]徽州人不僅讀朱子之書，且世代敬奉朱子，無論為官、為商、為農多依朱子家禮為行為準則，數百年來，徽州文風熾盛，人文蔚起，名家輩出，風俗淳厚。僅以婺源為例：宋以下600余年間，婺源中進士者554人，舉人718人，留下了“三代四進士”、“一門十一進士”、“六部四尚書”等佳話。婺源學者著述收入四庫全書的竟達170余部。在這樣的地方文化氛圍中，徽商之好儒也就不足為怪了。許多徽商在從商之前皆是儒生，他們從很小時就熟讀經史，有較高的儒學修養。只因“士而成功者十之一”，所以，在科舉之途上碰壁的讀書人就只好“棄儒從賈”，即“先儒后賈”，“以儒服賈”。這些儒生雖然改換“賈”服，但對儒學仍情有獨鐘。他們從現象上看忙碌于商務，但其本質卻是“儒”，以“儒”作為內在素質來經商，以儒學的哲學與倫理來指導經商。
二、徽商好儒的具體表現
徽商之好儒，表現在他們從事商務活動中會自覺或不自覺地以儒家思想來指導，用儒家思想來要求自己，規范自己的商業行動，其具體表現如下：
(一)以“仁”為本，以義統利。
孔夫子的“仁者愛人”，孟子的“人性善”，可以說是儒家倫理中的核心概念，是對個人德行的最高要求。把“仁”、“善”的要領貫徹到經商實踐中，就必須堅持方法與手段的合理性與合德性，使經商能達到“至善”的目的。清代歙縣商人吳彥先，“平生仁心為質，視人之急如己，力所可為即默任其勞，事成而人不知其德。其或有形格勢阻，輒食為之不寧”。他經常諄諄告誡兒子說：“我祖宗七世溫飽，惟食此心田之報。今遺汝十二字：存好心、行好事、說好話、親好人。”又嘗說：“人生學與年俱進，我覺‘厚’之一字，一生學不盡亦做不盡也。”教導其子孫在經商中要存仁愛之心、寬厚之德。
儒家學者并不反對利，但他們的基本態度是重義輕利，把義和利看作既對立又統一的整體，以公利為上�？鬃右笕藗�“見利思義”，甚而“舍生取義”。他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這個道，便是儒家倫理道德的規范原則，朱熹說：“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于富貴則不處，于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3]因此，儒家在處理義和利關系時，主張義、利并舉，所謂“禮以行義，義而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就是將義和利統一起來。清黟縣商人舒遵剛對義、利關系進行了淋漓盡致的闡述。他說：“生財有大道，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并說：“錢，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詐生財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財者，與夫奢侈而濫于財者，皆自竭其流也。……圣人言‘以義為利’。又言‘見義不為，無勇’。則因義而用財，豈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謂大道也”。就是說，“因義用財”才能開辟財源，使之流而不竭，既收到經濟效益，又收到社會效益。
徽商在商業交往或人際交往過程中，能從仁義道德出發，追求正當的商業利潤，尤其是不趁人之危，以黑吃黑�！舵脑纯h志》載：嘗有一粵商販珠寶適邑。途中聽得擔夫欲以商瞞稅訴之官，遂將珠寶寄存于婺商店主汪源家。抵城后，擔夫果訴于官。經查無著，擔夫受妄言之罪。珠商亦不敢返取珠寶，倉卒遠逃。至芙蓉五嶺間，則汪源已在樹下等候多時�；浬滔渤鐾�，欲均分以酬，汪拒之，盡數歸還。后有司旌表其義，反汪源地稱為“還珠里”。據志載，徽人“家居為儉嗇而務蓄積，女人尤號能儉。”然而在社會之公利面前，他們往往變儉嗇為慷慨。明時，有婺源桃源鄉人詹景端，經商運米四千二百石至饒。時值歲歉，民饑餓，景端盡捐其米以濟，活人無數，江右人勒石銘頌其德[4]。為了社會與人民的公利，徽商能做到拋千金而不惜。
(二)以誠待人，以信接物。
朱熹說：“誠包含有實理、誠愨兩重意思”。“誠，實理也”、“誠是不欺妄底意思”，“亡誆欺詐不誠，信是個人所為之實。”[5]仁義禮智信“五性”之中，實有是仁，實有是義，實有是禮，實有是智，便是信。將誠信用于商業，便是要求經營者貨真價實，童叟無欺，不搞假冒偽劣，不行欺騙妄誕。此正是徽商在商業活動中屬守的基本原則�！督贤ㄖ�.輿地志》風俗篇有謂徽州，“地雜甌駱，性剛強，君子務為奇行高節，而羞不義。……冠冕之倫，多尚氣節，矜取予，有唐風瞿瞿之意”。在清代，婺源茶商朱文熾在廣東經營茶葉生意，每當出售的新茶過期后，他總是不聽別人的勸阻，在與人交易的契約上注明“陳茶”二字，以示不欺。這樣的例子，在徽州歷代的史籍里俯拾可得。
徽商在全國各大中城市中信譽甚高。一是“貨真”�；丈虉詻Q反對做買賣以次充好，以假充真，對消費者極不負責的奸商行為�！短分姓f：汪處士出門做生意，與子弟約法三章，“毋以苦雜良”，即不要搞商業摻假這一套�！洞竺谏椒考份d：明歙西富源人胡仁之，“賈嘉禾(江西南豐)，年饑，斗米千錢，同人請雜以苦惡，持不可”。二是“價實”。歷代都把“口不二價”視為經商者之美德�！缎掳察ū痹S氏東支世譜》記載說;歙商許文才“貿遷貨居，市不二價”�！舵脑纯h志》載：商人黃龍孫“貿易無二價，不求贏;余，取給朝夕而已”。三是“量足”。市場計量，缺尺少寸，克扣斤兩，是要受到廣大消費者譴責的�；丈躺钪@一點，自覺地以量足為美德�！缎輰幝蕱|程氏家譜》載：明代休寧商人程瑩，游賈他鄉，“出納平準之宜……不舞智以籠人，不專利以取怨”�！敦S南志》中;亦載：明歙人吳一新業鹺浙中，“寧奉法而折閱，不飾智以求;贏”�！对S文穆公集》載：明歙人許文穆(即許國)“嘗與他賈市米，歲計倍贏，公竟謝去”。有人問他為什么要謝去，許國說：‘“夫出入不同量，以是為利，雖什百非我愿也”。四是“守信”。講究信用，即遵守諾言，實踐成約，以取得顧客的信任�；丈叹褪沁@樣做的。歙商吳南坡說：“人寧貿詐，吾寧貿信，終不以五尺童于而飾價為期。”《醉醒石》第四回中講到：徽州婺源縣木商程翁，“做人樸實，與人說話，應允不移。如與人相約巳刻，決不到午刻。應人一百兩，決不九十九兩”。清代黟縣商人胡榮命，更是個典型了。他在江西吳城“賈五十余年……名重吳城”。晚年罷歸時，有人“以重價賃其肆名”，榮命不干，他說：“彼果誠實，何藉吾名?欲藉吾名，彼先不誠，終必累吾名也。”
(三)研究市場，隨機應變
徽商有較敏銳的商業眼光，善于研究市場，把握時機，做生意靈活變通。商場如戰場，能否準確及時地把握時機，得失只在幾微之間。這其中有一定的文化素養并善于捕捉信息起著重要的作用�；杖撕米x圣賢朱子書，文化素養較高，能夠在風云多變的商場中權衡利弊，擊敗競爭對手�！督贤ㄖ�.輿地志》風俗篇載徽州“山居十之五，民鮮田疇，以貨殖為恒產，善識低昂時取予，以故賈之所入，視旁郡倍厚”。明休寧程鎮魯始“舉宗賢數十人，俱人持三百緡合從賈于吳興新市。……久之，業起，十人皆不資”[6]。新安汪氏經營布匹，“十年富甲諸商”。道光《徽州府志》說徽商“善識低昂，時取予，以故商之所入視旁郡倍厚”。這就是指他們善于了解行情，利用行情。嘉靖年間，歙商許秩曾介紹其經商的經過，說是一日翻閱《貨殖列傳》，看到了其中敘述的蜀中商人從事貿易獲取巨利的情況，他便買船沿江西上到達成都，并販運貨物于川蜀齊魯之間，“往來者再”，“資金益饒”�！敦浿沉袀鳌匪d的內容，為許秩進行成功的貿易提供了信息。很多徽州商人，都善于通過對一地某種物品短缺情況的了解作出決策，然后從有此種物品多余的產地賤價販運來，以從中謀取厚利。
徽商的好儒還表現為富而儒化。一是謀求政治地位。由于歷代統治者堅持重農輕商的政策，商人即使富有，政治地位仍然低下。歷代科舉還有規定，商人不能應試登第。到明代，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商人可以出錢買官捐官，商人子弟也能業儒為士，參加科舉考試，進入仕途。商人或商人子弟進入官場，封建政府中就有了商業資本的代言人，在施政和執政中代表他們的利益。所以，徽商在富裕之后，有的花數千、數萬兩銀子去捐個八品至五品的官銜;有的培養子弟，業儒求仕。如休寧人金聲，父賈于楚，以富稱，乃精心教讀儒書，得中崇禎元年進士，慷慨面陳時務，崇禎為之心動。二是重視智力投資�！缎輰幙h志》載：“明代徽州56萬人口.書院多達54所。”清康熙年間統計，徽州六邑設有社學462所。而且，宋之紫陽書院，明之還古書院、清之東山書院，都很有特色。此外，一些名宗望族，縉紳之家還廣興家族塾學之風，舉辦各種類型的文化教育事業，利用各種方式教育子弟，開館助讀，形成“十戶之村，不廢誦讀”、“徽州茅屋書聲朗”、“遠山深谷，居民之處莫不有學有師”之盛況�！舵脑纯h志》載：考川胡淀，建明經書院，延四方學者，自捐田三百畝以充膳費。歷十年，學者盈千人。大畈汪紹，于居室之南辟義學四友堂，教授鄉里子弟;捐田三百畝以充膳費。歙人吳之錄，清時置義田，設義學以教養族人。三是富而好施，扶危濟困�；丈探洜I于外，賺了錢，多樂于為公益事業助資，也能于急難中濟困扶危。明代婺人朱騰遠經商于楚，一次道經芝城，宿旅舍，聞有鄰婦哭聲達旦，詢之，婦告夫因被誣下獄，非千金莫能救。騰遠慷慨傾囊以贈。清時，有婺商胡正炬，乾隆九年洪水驟發，河中溺者甚多，正炬急起捐募救災，使生者活之，死者葬之。俞履綏與繼妻程氏一生樂善好施，皖北水災，捐洋1500元;始興修路，潮州風災，各捐洋數百元;日本地震捐洋1500元，縣內修路建橋，莫不樂為資助。民初，婺人因經商謀事外埠，有喪必運柩返鄉，縣人程述卿等首倡，各商埠會館大力支持，募捐集資數千銀元，建“以妥堂旅櫬所”，使旅外歿者有返鄉之費和停柩之所。
三、徽商好儒的現代價值
徽商崛起于明清，衰落于清末，歷時四五百年而走完了他們的歷程�；丈套鳛橐环N文化現象，它所積淀于社會觀念形態的東西是精華與糟粕共存的�；丈膛c其他商幫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也就是這個“儒”字，使徽商追逐財富成為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歸宿，因此，盡管徽商把生意做得很大，卻做得三心二意。到19世紀末，當徽商所代表的封建經濟沒落時，正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登陸中國之時。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很明顯，此時只有把大量資金投入實業，實現商業與產業的結合才能獲得新生。但“官本位”的徽商卻做不到，他們已經沒有財力去投資產業了。即使象胡雪巖這樣一代“紅頂商人”，最終還是遭到了“滅頂之災”。如果我們醉心于歷史上的徽商的成功與輝煌，將他們的經營理念以及對文化傳統的態度完全繼承過來，那就顯得“刻舟求劍”了。當今商業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傳統的徽商精神雖然已不能完全適應市場競爭的需要，對于它的不合乎現代商業精神的成分必須揚棄。但徽商賈儒相邦、敬業拼搏、誠信進取、勤儉協和的理念以及堅忍不拔、吃苦耐勞，講求商業道德等精神。還是值得今天的我們學習借鑒的。
(一)“徽商的成功，固然與他們的能力和素質有關，但決定性的因素是：離徽州不遠處就是全國經濟最發達、人口最稠密的長江三角洲”。從徽州出發的交通路線非常方便，沿新安江而下，經富春江、錢塘江，即可到達杭州，進入浙江最富庶的杭嘉湖地區。經青弋江等水路進入長江，順流而下就可至南京、鎮江、揚州，經大運河溝通各地。由于都是順流而下，便于將徽州的土產如竹、木、石料、藥材、紙、茶葉等外運，回程則可運輸絲綢、百貨、糧食等商品。有了這樣一個穩定的大市場，徽商的生存和發展就不再受到徽州本地的制約，不再限于經營藥材、茶葉、紙墨、竹木等本地產品，而是以從事“兩頭在外”的商業為主，即從外地采購商品，在外地銷售�；丈踢�充分利用揚州和大運河的特殊優勢，通過承包官鹽銷售，獲得巨額財富，并形成一個鹽商群體，長期壟斷官營鹽業，并擴展到沿運河城鎮的商業。長江三角洲是徽商經商獲利的主要場所。多數徽商自幼離家，追隨在外經商的父兄，或者在同鄉、親友的商店當學徒，成年回家結婚，然后又外出經商，僅年節返鄉團聚。明清以來還有不少徽商遷離家鄉，在經商地定居，只是偶爾回原籍掃墓省親。年深日久，一些徽商后裔已經融入遷入地，其影響也擴大到商業以外的范圍。但他們繼續通過會館、行會、同鄉會等途徑維持著徽商群體，保持相互間的聯系。今天我們不時可以聽到“重振徽商雄風”的口號，時過境遷，今古異勢，當年的“雄風”能否重振，如何重振，都應認真研究。但回顧歷史，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新的“徽商”也離不開長江三角洲這個大市場。
(二)
徽商傳奇的信、誠精神，對于當前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尤其值得弘揚�？鬃诱f：“君子言必信，信必果。”要求人們講真話，辦實事，答應了的事，簽訂了契約合同，即使出現意外情況，也要全力以赴，實施兌現。誠就是不欺騙，貨真價實，童叟無欺。信是個人所為之實，就是講信譽、守信用。市場經濟從本質上看，是一種法制經濟，是建立在經濟自由、經濟公平、平等競爭基礎上的法制經濟。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卻是剛剛從計劃經濟脫胎而來，在具有二千多年封建人治傳統的國度里，它所遭受的最大障礙，就是人們法制觀念的普遍低下。近幾年，假冒偽劣商品嚴重泛濫，商業欺騙手段花樣百出，除了加強法制建設之外，內在的道德教育也是極為重要的一方面。儒家教化學說的一個最為明顯的特點，就在于在實施教化過程中，把社會的道德規范內化為人們的自覺行動。在這方面，徽商自覺地以儒家道德觀念規范自己的商業行動，把信、誠作為待人接物的基本原則，無疑地為商業工作者樹立了榜樣。弘揚信、誠的職業道德，建立社會主義法制軌道下正常的商業秩序，這是時代的要求，也是廣大人民群眾的愿望。
(三)從歷史上賈儒結合的模式中，悟出其在今天的表現形式，即造就新一代具有相當思想理論素質和專業技術造詣的商業工作者，創造性的開展工作。韓國學者尹絲淳曾指出：儒學特別重視對知識的探求，儒學理論中強調探究合理、實踐倫理、重視理性，這是促進儒教圈近代產業化的巨大潛力[7]。西方一些著名學者認為，要想解決現代社會的種種弊端，必須到孔子那里尋求智慧。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解決好“為什么發展，如何更快更好地發展”這一問題，重要的是把馬克思主義精髓，與中國傳統文化和市場經濟原理三者結合起來，挖掘民族內在的巨大潛力，解決并處理好初級階段的種種弊端，這些都需要大力培養能熟練地掌握和運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熟悉國情、熟悉傳統的民族文化心理，能正確地處理好商業工作中的各種現實問題的現代商業工作者。
(四)樹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以天下為己任的觀念，發展教育和慈善公益事業，濟困扶危，賑濟救災�；丈痰目少F之處，在于注重人才投資，振興教育事業;在于他們的慈善與公益事業不只是關注自己的鄉里與親友，而是全社會的。這正是儒家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觀念的具體實踐。當今中國，貧富差距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一些地方教育落后，群眾的文化素質低下，大量的公益設施得不到改善，這些都需要把徽商發展教育和慈善公益事業，濟困扶危，賑濟救災的精神弘揚光大，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徽商創造了儒商精神，數百年來，儒商精神又豐富并深化了中國的傳統經濟、政治和文化。今天，我們大力弘揚徽商精神，決不能把“賈儒相邦”片面地認為是官商結合、權錢結合，甚至反對儒商的提法，進而斷章取義，“一葉遮目，不見泰山”，忽視了儒商精神留給后人的無窮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