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徽商傳奇之魂
從明中葉到清中葉的三百多年里，
徽商傳奇是全國馳名的大商幫，他們足履天下，富甲一方。萬歷《歙志》載謂：徽商經營，“其貨無所不居，其地無所不至，其時無所不騖，其算無所不精，其利無所不專，其權無所不握。”長江下游早已流傳的“無徽不成鎮”的諺語，無異為
徽商傳奇鑄就了一座豐碑。當作為徽商主體的鹽商衰落后，徽商們仍在困境中奮斗，不絕如縷，甚至贏得了紅頂商人的極大榮耀。
來自萬山叢中的徽商，憑什么得到歷史如此的青睞和眷顧?一言以蔽之，憑的是“徽商精神”。這種精神根植于徽州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進一步發揚光大，它不僅是徽商的巨大財富，也是徽商留給后人的寶貴遺產。
不畏艱難、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
徽商多為小本起家，沒有本錢時，他們或則變賣家產，或則多方舉債，不少婦女慷慨賣掉自己的嫁妝支持丈夫經商。一個人資本少就合股經商，如徽商程鎖在父親死后，家道中落。為了生存，乃邀結本村志同道合者十人每人出300緡合伙在吳興縣的新市經營布業，他們立下誓言：出門步行不坐車，隆冬不喝酒御寒。夏日炎炎，他們躲在車輪后面以擋烈日炙曬，舍不得買一頂草帽。正是憑著這種精神，終于創成大業，十人皆致富。
商場如戰場。經營中虧本折閱之事，時有發生。不少人受到打擊后，一蹶不振，銷聲匿跡。而徽商卻不同�；丈滩谎詳�，不怕敗。明代歙商江遂志，去北方經商，摸爬滾打好多年，漸漸致富。誰知被宦官誣告，“盡沒其囊”;又遭舟覆，“一無所有”。但他不氣餒，又湊資轉去豫章經商。誰知江中運貨，“大風舟壞，僅以身免，徒手來歸。”家人哀嘆之，鄉人竊笑之，他全不為動，說：“是區區不得志于時也，烏足難我?”他認為兩次失利，都是運氣不好，不是自己無能。當時他已五十多歲了，仍以破釜沉舟的決心，變賣家產來到南京、揚州業鹽，終于起家致富。休寧商汪麟英在楚閩經商，賺了一些錢，可是接二連三的打擊隨之而來：“中于火，中于逋，中于寇”�；馂�、拖欠、搶劫使他“仍落如前”，但他決心重振旗鼓，從頭再干，終于東山再起。史志載謂：“徽之俗，一賈不利再賈，再賈不利三賈，三賈不利猶未饜焉。”這種精神難能可貴。
審時度勢、出奇制勝的競爭精神
市場形勢，千變萬化，必須通權變，運智謀，方可立于不敗之地。古代被奉為“治生之祖”的戰國商人白圭說自己經商“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并說：“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史記·貨殖列傳》)徽商非常善于從歷史上汲取成功經驗，學習運用那些著名商人的思想、謀略。首先，趨利逐時，即根據市場特點，采取最好的經營方式。明清時期，由于各地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自然條件的不同，必然會出現物產此歉彼豐、物價此貴彼賤的現象�；丈陶钦莆樟耸袌鲞@一特點，故大多選擇了長途販運的經營方式。他們把蘇浙的棉布、絲綢，徽州的茶葉、竹木運銷于四面八方，又把長江中上游的木材、糧食運至長江下游銷售，還利用運河航道，把北方的棉花、大豆運至江南，再把江南的特產運往北方。就在這種東——西、南——北大規模的雙向商品交流中，徽商獲取了豐厚的利潤。其次，善觀時變，即在把握市場信息的基礎上，調整自己的經營項目。歙商阮弼初到蕪湖，看到這里交通便捷，舟車輻輳，決定在此創業。當時市場上均分行立業，唯獨棉布無人經營，乃決定經營布業，“利且數倍”。后來色布暢銷，染人獲利甚豐，又決定經營漿染業，“自蕪湖立局，召染人曹治之。”五方爭購，他大獲其利。色布在吳越薊梁燕豫齊魯之間十分暢銷，于是他又“設分局而賈于要津”，從而成為一名大富商。再次，相度土宜，即根據各地不同的經濟情況，因地制宜，作出科學的決策。歙商程季公決定經商時，做了一次遠游，“東出吳會盡淞江，遵海走維揚，北抵幽燕”，這樣，天下“萬貨之情”了然于胸。在這個基礎上他作出決策：“東吳饒木棉，則用布;維揚在天下之中，則用鹽;吾郡瘠薄，則用子錢。”就是說，蘇州一帶由于棉織業發達，則可經營棉布業;揚州由于處天下之中，則可經營鹽業;徽州貧窮，則可經營典當業。實踐證明，他的這一決策是完全正確的，不僅自己“加故業數倍”，而且帶動了同族一批人致富。
同舟共濟、以眾幫眾的和協精神
和協是指處理人際關系所達到的一種境界�；丈痰暮蛥f精神首先表現在一個個商業團體中。他們知人善任，因材器使。用人不疑，推心置腹。在內部充分調動每個成員的積極性，從而不斷推動商業的發展。在整個商幫內部，他們大多能同舟共濟，互相幫助，以商幫的整體力量雄踞商界。乾隆初年，鹽商吳某事跡尤為典型。據《三異筆談》卷三載：
運司鼓樓頗雄敞。聞乾隆初有鹺賈程某，以負債太多，暫避于此，孤寂無聊，憑闌靜眺。逡巡至夜半，忽聞復有橐橐然登梯者，睇之則同業吳某。驚訊曰：“君何為亦來此?”吳亦訊曰：“君何為先在此?”程曰：“吾今歲逋負四萬，無以應付，故隱此。君本厚利廣，何以亦來?”吳曰：“吾今歲未了，須十萬金，今拼當僅及其半。與甲則漏乙，給丁則缺丙，剖分無術，故匿此以待來年。”程曰：“與君作伴，守歲良佳。”吳曰：“不然，吾有金五萬在家，自用則不足，濟君則有余，何不假吾金去，盡可歸家料理。”即作票付程。程即馳去。俄頃復來，并載酒肴酌吳曰：“吾囑伙料理，今乃真可伴君守歲矣。”兩君皆徽籍。程更良賈，工心計。是歲以海運遭風，至大折閱。茲仗吳接濟，得不廢業。明歲，即夤緣輪辦甲務，甚著猷為，名幾與江廣達亞。吳遂援同事亦仍復故業。今其子孫尚為巨商，然皆光復舊物耳。
這種把他人之難當作自己之難，竭盡全力，急人之難的精神確實感人。很顯然，他們兩人如果不能互相幫助，那兩人都不能渡過難關，更遑論振興舊業了。一個商人，往往都是在眾人的幫助下，才發展起來的。這在徽商之中已蔚為風氣。
各地徽州會館和同行業公所的建立是徽州商幫內部和協精神的突出表現。明清時期，凡徽商聚集之處，大至都市，小至集鎮都建有徽州會館，正如徽人許承堯說：“吾徽人篤于鄉誼，又重經商，商人足跡所至，會館、義莊，遍行各省。”這些會館、公所及其他公益慈善機構的建立，都由徽商共同襄助而成，起到了“敦睦桑梓，聲應氣求”的作用，既可為徽商提供議事之所，又可為徽商排憂解難，增加了徽商之間的凝聚力，發揚光大了徽商同舟共濟、以眾幫眾的和協精神。
徽商的和協精神也表現在徽商與家鄉以及經商所在社區的關系上�；罩菔腔丈痰纳ｈ髦�、父母之邦，是其“根”之所在�；丈虒亦l懷有深厚的感情、他們在致富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在家鄉興辦公益事業，為家鄉盡力。他們廣置族田、義田，救濟本族或家鄉窮人;在修城、筑路、架橋、修建書院等等方面也多有貢獻。他們的種種“惠及鄉閭”的質行義舉，盡管耗費了不少資本，但贏來了一片頌聲。“欲把名聲充宇內，先將膏澤布人間。”徽商不僅在家鄉留下了美好的“名聲”，而且把“膏澤”灑遍經商社區�；丈淘诮浬躺鐓^內大力興辦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對建橋、修路、筑堤、浚河等公益事業傾注了巨大的熱情，不僅慷慨解囊，而且出謀劃策，甚至躬任其勞。對于救災賑荒的慈善事業，徽商更是不遺余力。如歙商汪應庚，在揚州業鹽，“雍正九年，海嘯成災，作糜以賑伍佑、卞倉等場者三月。十年、十一年，江潮迭泛，州民仳離，應庚先出橐金安定之，隨運米數千石往給。時疫癘繼作，更設藥局療治。十二年，復運谷數萬石，使得哺以待麥稔。是舉存活九萬余人。又于鄰邑之丹徒、興化并輸粟以濟……乾隆三年，歲饑，首捐萬金備賑，及公廠煮賑。期竣，更獨力展賑八廠一月”�；丈虒τ诮浬躺鐓^，本無寸土之責，但他們卻能經商一方，造福一片，贏得了社區民眾的贊譽�；丈淘谌说貎墒璧牡胤�，之所以能夠立足、扎根，不斷發展壯大，應該說與這種“和協”的商業環境有密切的關系。
不辭勞苦、雖富猶樸的勤儉精神
徽商之勤，天下聞名。他們長年累月，跋山涉水，奔波不息，曾被人譽為“徽駱駝”。致富后的徽商大多能富而猶樸。祁門商倪炳經“少承父業，窯棧云連，畎畝鱗接”，顯然是個大富商了，但他仍然“守以淡泊，布衣暖，菜根香，儼然一寒素子”。大鹽商鮑志道，字誠一，在揚州業鹽，身任總商二十年。當時揚州奢侈成風，一擲千金，習為故常。“誠一擁資巨萬，然其妻婦子女，尚勤中饋箕帚之事，門不容車馬，不演劇，淫巧之客，不留于宅”。他還對別人“以儉相戒”，在他的影響之下，揚州“侈糜之風至是大變”。有的徽商還將節儉寫入《家典》，如《茗洲吳氏家典》明確規定：“子孫以理財為務者，若沉迷酒色，妄肆費用，以致虧陷，父兄當核實罪之。”所以顧炎武曾經說過：“新都勤儉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青衿士在家閑，走長途而赴京試，則裋褐至骭，芒鞋跣足，以一傘自攜，而吝輿馬之費。聞之則皆千萬金家也。”康熙《徽州府志》卷二云：徽商“善識低昂，時取予，以故賈之所入視旁郡倍厚……然其家居也，為儉嗇而務蓄積。貧者日再食(日吃兩餐)，富者三食(日吃三餐)。食惟饘粥，客至不為黍，家不畜乘馬，不畜鵝鶩……女入猶稱能儉，居鄉者數月，不沾魚肉，日挫針治縫紉綻……徽俗能蓄積，不至厄漏者，蓋亦由內德矣。”康熙時，徽商正處于興旺發達時期，“賈之所入視旁郡倍厚”，但仍保持著儉樸的生活，不僅商人能儉，商婦猶稱能儉。勤儉確已蔚成風俗，成為一種可貴的精神了。
為什么徽商能形成這樣一種精神?歸根到底，正是徽州文化哺育的結果�；罩菔且粋�移民社會，歷史上來自中原的三次大移民，不僅給徽州帶來了大量的人口，而且帶來了中原的儒家文化，它們與當地的土著山越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獨特的徽州文化�；罩菸幕扔腥寮椅幕闹黧w特質，也有土著文化的基因。這里極其艱苦的環境養成了徽民剛毅頑強、吃苦耐勞的品格。宋代以來，由于朱熹的影響，這里“儒風獨茂”，被譽為“東南鄒魯”。重教興學成為風尚，“雖十家村落，不廢誦讀”。生于斯、長于斯的徽人從小就受到這種文化傳統的滋潤，對其一生產生極大的影響。所以徽人參加科舉，能夠屢屢蟾宮折桂，領先天下;而出門經商，又是“賈而好儒”。儒家文化已經化為他們的靈魂�？梢哉f一代代徽商都是儒商，他們有一種高度的文化自覺�；丈處装倌甑木d延繁榮，都可以從這種文化自覺中找到它的根源。
反觀當今商界，為什么有的商人在創業打拼時是一條好漢，然而一旦成功，或則小富即安，志得意滿;或則富而驕奢，行徑荒唐。“其興也勃，其亡也忽”，曇花一現，轉瞬即逝。這種悲劇之所以出現，文化的缺失可能是根本原因。
沒有文化，就沒有精神，就沒有靈魂，就沒有理性。商人之間的競爭，歸根到底是文化素質的競爭。文化是商之魂。這應是明清徽商給我們的最大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