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長江口的松江府(近現代以來為新興的大上海都市所替代), 曾轄華亭、上海、青浦、婁縣、奉賢、金山、南匯及川沙撫民廳(相當于縣)七縣一廳，自明清以來就是全國工商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尤其在黃浦灘頭的松江、吳淞、嘉定和浦東，徽商經商者漸增。早在明朝成化年間,徽商已是松江府活動最活躍,且擁有相當雄厚財力的一個商幫了。在一些史志記載里,多見有“賈松江”、“賈云間”、“居云間”、“商游吳淞”、“業賈上海”、“賈于嘉定”等文字記述。

　　從所涉行業來說,歷史上的徽商所經營的主要有：棉布、木竹、茶葉，以及鹽莢、典當、房地產、錢莊、紡織、綢緞、漆、墨、印刷、造船, 以至皮草,雜貨,飲食等行業，范圍可謂相當廣泛,尚且商績不俗。

　　在松江的徽州布商往往既是色布字號老板，又是開設棉布牙行的經紀。他們的“字號在松，發賣在蘇，且牙行亦多居松”。如嘉定縣外岡鎮所產岡尖最宜染色，“蘇郡布商多在鎮開莊收買”。南翔鎮所產之布厚實耐用，“布商各字號俱在鎮，鑒擇尤精”。 這些市鎮上的徽商,或為松江府, 上�？h等處字號代收棉布,或由自己獨立營運,把棉布的收購,染色,運銷連成一體。

　　木材貿易向來屬于徽商經營的四大行業之一,而徽州木商中在明清時期的松江府多為婺源人所經營.當時大批徽商從皖浙及川貴湖廣贛等山林地帶運出木材,分別沿著錢塘江和長江水路集放在杭州的侯潮門外與南京的上新河,又由此二處轉運至上海(絕大部分均如此).清初松江府所立的禁碑稱:“本郡四門木竹商人程泉、程召、李全、汪塘等呈稱:泉等俱屬徽民,遠販者投治……看得木竹行業盡系徽民”。(《松江府為禁修葺官府橫取賒買竹木油蔴料告示碑》,見《上海碑刻資料選輯》)

　　明清之際,徽州茶商成為上海商界最活躍的力量之一,可說近代實力最強的徽商首推茶商。他們將徽茶運抵上海,再裝上沙船,往北方遠道銷售,或“素投茶棧,轉售西商”, 銷往海外市場.在上海,徽商紛紛設茶號茶莊,開茶店茶棧,辦茶廠,大街小巷隨處可見。清末民初僅績溪人在那里就設有33家茶號, 像上莊胡氏茶商數代開店經營于川沙;而到抗日戰爭前夕,歙縣人在滬經營茶葉的商號更數以百計(《徽州地區簡志》)�？兿�上莊余川村人汪立政于清咸豐元年在上海舊城老北門開設的“汪裕泰”是經營綠茶出口貿易的著名茶棧.規模最大,下設6個發行所,經營30多個品種茶葉,號稱“茶葉大王”。(《徽州地區簡志》)至于茶廠,清光緒二年(1876)就有祁門人胡元龍創建日順茶廠,其它茶廠也紛紛興辦,經營者“大都為安徽,廣東,江蘇三省人,而尤以安徽人為最多, 上海之著名茶廠及大部分資本均屬之。”(《錢業月報》)茶廠中的工人和技師大多是掌握著一流技術的徽州人。

　　明清蘇松兩府正是浙鹽行銷的主打口岸之一,在松江府行鹽的商客幾乎都是徽人.清順治12年, 上海鹽商汪鳳翔等人狀書詞稱:"商等俱系徽籍","遠挾重貲"營運于江浙之間.(《上海碑刻資料選輯》)明末清初,"原籍徽州""原籍新安"的商人程嘉賓與張式之均在嘉定縣行銷鹽業.(清·康熙《嘉定縣續志》)清末黟縣宏村大鹽商汪定貴于同治、光緒之際就在松江購置店堂,常駐職員,來往于浙杭、兩淮、申浦之間,做成紅火的鹽業生意。(汪雙武《中國皖南古村落 宏村》)

　　明清松江府典當業幾乎是徽商壟斷的地盤，當鋪押肆隨處可見，清末上海69戶典當業，徽商所開者30戶，占42%。據載:明末徽商吳繼善、汪海、鄭楨到吳淞、云間(松江) 開典當鋪“權子母” 。(明·汪道昆(《太函集》)而清初華亭縣人董含也在《三岡識略》里記載：“新安有富人二:一程一汪,以賈起家,積財巨萬.以重利權子母,持籌握算,錙銖必較。”其實在那個地區從事這個行業的徽商世代繼有,直至抗日戰爭前夕仍然是“朝奉司當贖,多徽州籍”。(《松江文獻·松江典當業沿革考》)這些徽籍典當商不少是善于經營的好手,有的在長期經營活動中積累了早期金融理財的豐富經驗(包括鑒定銀兩真偽及其成色的經驗)。如明末歙商汪通保當年在松江府創開一家典當鋪， (明·汪道昆《太函副墨》)深得生財之道,以種種優惠條件吸引顧客,使自己的當鋪越開越大,分店愈建愈多,不但在其故鄉堪稱首富,在商賈之地松江府也是屈指可數的富豪人物。

　　徽商的木材販運活動促進了近代上海地區的造船業和海上貿易的發展。建造能夠航行于江河湖海上的船只所用的堅材巨木幾乎全部由徽商供應。“沙船聚于上海約三千五六百號,其船大者載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每造一船須銀七八千兩”。( 清·道光《皇朝經世文編》) 這種造價最昂貴的沙船船體大,數量多,行駛于北洋,專走牛莊,天津等處,此外還有南船,衛船,寧船,鴨尾船,它們由上海港口出發,分別專走山東各埠,福建南洋,浙江寧波和長江水道。

　　在近代上海絲綢出口貿易中,徽商也占有重要地位。湖州、蘇州、嘉興等府盛產絲綢的城鎮歷來就是徽商最活躍的地方�；丈讨�中涉足絲綢大有人在。富甲江南的“紅頂商人”胡光墉(字雪巖,績溪胡里人),在商戰中帶頭抵制列強侵略,他曾經邀集華商,湊齊本銀2000萬兩,盡收全國蠶絲，不使一絲流入西國洋商之手。(《見聞瑣錄》后集)

　　除茶絲生意以外,徽商在上海經營的其他行業還有京廣南北雜貨(歙人)、草貨、皮革、土布(黟人)、油漆(婺源人)、墨業(績、婺人)、飲食業(績人),都在上海商界占有重要地位。如享有盛名的徽人墨商在那里開起“胡開文”、“曹素功”、“詹大有”、“二妙堂”等墨店,幾乎壟斷了徽墨貿易。而精于烹飪的績溪廚師則開設了大東門“大輔樓”,海寧路口“海華樓”,小東門“醉白園”,九江路“太和園”,福州路“中華第一樓”等,它們都成了上海灘著名的徽菜館,烹制的徽菜別具風味,深得顧客的賞識。

　　顯然，徽商之于黃浦灘頭的不少市鎮而言無疑是舉足輕重的，如位于嘉定縣城南二十四里的南翔鎮在明萬歷年間曾經有過他處難望其項背的興旺景象，正是因為“往多徽商僑寓。百貨填集，甲于諸鎮。”可是后來徽商由于“比為無賴蠶食，稍稍徙避，而鎮遂衰落。”(明·萬歷《嘉定縣志》)這樣“無徽不成鎮”的民諺又獲得一個極具說服力的腳注。實際上整個長三角地區的眾多大小城鎮幾乎都成為徽商輳集之處,許多徽商通過商賈生涯的成功打拼,獲取了豐厚的利潤,積累起巨大的商業資本,生動地演繹著這些地區商品經濟發展和城市繁榮的波瀾壯闊的社會變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