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徽商，本義通常指明清時期徽州籍(轄歙、休寧、祁門、黟、績溪和婺源六縣)的商人集團。歷史上的徽商乃是傳統世代中國經貿界的一支商幫勁旅�；罩萑送獬鼋浬梯^早就有，而自宋元明清，徽州人商賈四出，漸而形成“以商賈為第一等生業”( 明·凌蒙初二刻拍案驚奇〔M〕卷五十七)，寄命于商的特別“徽俗”。他們“其貨無所不居，其地無所不至，其時無所不騖，其算無所不精，其利無所不專，其權無所不握” (歙志〔Z〕·貨殖·三十七年刊本)， 這個人稱“徽駱駝”的大商幫在明中葉至清乾嘉朝的300余年里這一徽商發展的鼎盛時代曾創造了“無徽不成鎮”的商業神話，叱咤中國經濟舞臺，無論營業人數、活動范圍、經營行業與資本規模，都居全國各商人集團的首位。

　　徽商的活動范圍相當廣泛，特別是明清時期徽商最興盛的時候，“滇、黔、閩、粵、豫、晉、燕、秦”等廣大地域，徽州人是“貿遷無弗至焉”，至于“淮、浙、楚、漢”，那是“邇焉者矣”(許承堯 ·歙風俗禮教考 ·歙事閑譚〔M〕卷十八冊)。他們“走吳、越、楚、蜀、閩、粵、燕、齊之郊，甚則逖而邊陲，險而海島，足跡幾遍禹內” (休寧縣志〔Z〕卷一·風俗)�；杖�“商之地海內無不至”(清嘉慶刊本·兩淮鹽法志〔z〕卷五十五·徽州紫陽書院歲貢資用記)。明朝嘉靖萬歷年間，民間流傳著“鉆天洞庭遍地徽”的諺語，意思是說，蘇州的洞庭山人和徽州人都是經商能手，為了經商營生，他們無孔不入，無處不到：“今之所謂都會者，則大之而為兩京，江、浙、閩、廣諸省(會);次之而蘇、松、淮、揚諸府;臨清、濟寧諸州;儀真(征)、蕪湖諸縣;瓜州、景德諸鎮……。”(明·萬歷《歙志》卷一)可見當年的南京、北京、杭州、蘇州、松江、淮安、揚州、蕪湖、湖州、儀征、九江、南昌、漢口等城市都有眾多的徽州人僑居。除了這些徽商活躍之處而外，連窮鄉僻壤、深山老林、沙漠海島等人跡罕至的地方，也留下了徽商活動的履痕：正如明清時期有人所云：不僅“天下都會所在”“多新安人也” (歸有光·白庵程翁八十壽序·震川先生集〔M〕卷十三·四部叢刊本)，就是在“山陬海壖孤村僻壤，亦不無吾邑之人”( 歙志〔Z〕·貨殖·三十七年刊本)�？傊�徽商的行蹤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甚至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

　　就徽商活動路線和區域來看，鄰近徽州的江蘇、浙江，商品經濟最為發達，乃理想的逐利之地，杭州是徽人東出經商的樞紐，蘇州是徽人北上東進的要道，徽商的聚散也關系到蘇浙市鎮的興衰�；丈掏鶃碛诖蠼�之上，奔走于川、楚、吳，越之間，溯江入川者眾，還有沿長江各支流，入云貴，上陜豫，走湘贛者。沿江城鎮，徽商稱雄。蕪湖是徽商從事大江貿易的理想基地�？v貫南北的大運河，也是當時重要的水運商路，徽商沿運河北上，往來于晉、冀、魯、豫從事貿易者眾�；窗�、臨清、東阿等商業樞紐，都是徽商最活躍的網點。北京更是徽商輳集之地。還有經華北，遠赴遼寧、甘肅經商者。入廣東是內地去嶺南的主要商路。江西饒州(今鄱陽)是徽人西出經商必經之地，北可入大江，南可達珠江。還有從閩粵揚帆入海，從事遠洋貿易的徽州商幫。

　　明清時期有句俗語說“無徽不成鎮”，它原是當年流行于長江流域江南地區的一句民諺，按照安徽績溪徽商世家出身的近世文化巨擘胡適先生的說法就是，一個地方如果沒有徽州人，那這個地方就只是個村落�；罩萑俗∵M來了，他們就開始設立店鋪;然后逐漸擴張，就把小村落變成小市鎮了。這句古諺實際上是明清時期徽商足跡遍天下、在持續三四百年間叱詫風云于中國商界并創造了歷史輝煌的真實寫照。

　　首先，原本是一個僻小平淡的鄉村，一旦有了徽商，則它很可能就會發展成為一個有影響的市鎮。如武漢三鎮的漢口是楚之重地，徽商在漢口業賈人特多，影響也頗大，清康熙年間，漢口就有“新安會館”、“專祀徽國文公，棟宇宏敞”。“新安巷”隨之出現。清雍正年間，歙人許登瀛“倡首捐輸”，得一萬五千金，開辟新安碼頭，兼建“奎星樓”一座，“為漢鎮巨觀……更收買附近會館房屋基地造數十棟，以為同鄉往來止;并設經學延師儒以為同鄉子弟旅邸肆業之所”。 (重修古歙東門許氏宗譜·觀察蘧園公事實》)江蘇外崗鎮，“因徽商僦居錢鳴塘收買(棉布)，遂名錢鳴塘市”(明·崇禎《外岡志》卷二《物產》);江蘇灌南縣地鹽河，徽商程鵬等以重金買下該地，“立街立市，取名新安鎮” (清乾隆《新安縣志》)。

　　其次，原本是市鎮的地方，徽商一旦涉足，則極大地刺激那里的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使之走向繁榮昌盛。因為徽商對市鎮發展和影響是多方面的，不僅促進了經濟發展，推動了市鎮建設的發展，尚且推動了文化教育的進步與發展，甚至改變丁當地的習俗。譬如明清時期上海地區是全國棉織業的中心。而棉布則是徽商經營的重要商品之一，當時的松江府城，許多布商字號都是徽商開設的。上�？h城還有許多徽商開設的棉布字號，如祥泰、恒乾仁、余源茂等等，都是鴉片戰爭前開設的老店。這些字號的規模很大，在城鄉各地廣收棉布，直銷全國各地�？梢娀丈痰幕顒哟龠M了上海地區棉織業的發展。另外，徽商活動還促進了這一地區的造船業與海上貿易等的發展。又如明朝正德年間，祁門富商汪瓊曾捐資治理蘇州閶門外的河道，以便交通。清乾隆十三年，閶門外越運河的渡僧橋，因遭火災而傾壞，致使交通受阻，當年就有8家布商捐資修復之。8家之中有6家是徽人。

　　再者，徽商對縣以下的小商業都市的建設更突出�；丈淘萍�這些市鎮，開店設鋪，拓街建房，造亭樓、建園林、置會館、辟碼頭等，這些都直接地推動市鎮建設的發展，使之更具規模，更具都市化，更為繁華。如揚州，其園林名揚世界，然揚州園林多為徽人所建，淮安河下的園亭，據李元庚《山陽河下園亭記》記其有65例，而僅徽商程氏所建的就占約三分之一。 另徽商所帶來的文教及世風影響也顯而易見。據清同治《兩淮鹽法志·人物》所記，在兩淮，清康雍乾三朝共收京秩官32人，其中徽州籍27人;外任官137人，其中徽州籍占70人。清順康雍三朝收進士140人，其中徽籍85人。這些人大都是鹽商的子弟或后裔�；丈踢�在各地辦書院、建書樓、蓄戲班、印圖書、興詩社、辦文會等等。 還如在兩淮， “吾淮縉紳之家，皆守禮法，無背情逆理之舉。后因山右、新安賈人擔策至淮，占籍牟利，未與士大夫之列，往往行其鄉俗”，當地人“尤而效之”。(清乾隆·阮葵生在《茶余客話》)在南京，“徽州燈”皆上新河木商所為。應該說俗話“無徽不成鎮”，生動地反映了傳統徽商對商賈所在地區市鎮發展的深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