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而不費”出自《論語·堯曰》，當子張問孔子何為“惠而不費”時，孔子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這原本是子張問政，孔子提出的對從政人員的要求,而不少后世商人則將之轉化為創業守成的依據。也就是在經濟效益上，他們主張能夠獲得實利而不多浪費錢財;在消費上，主張能夠施惠于人而自己卻無所耗費。明清時期，無論是積累還是消費，就絕大多數徽商而言，他們主張“惠而不費”。那么明清徽商是如何落實“惠而不費”的呢?這主要集中體現在勤儉創業、富而不奢、經世濟民三個方面。

　　一、 勤儉創業

　　徽商傳奇的“惠而不費”首先表現在創業過程中能夠克勤克儉。勤儉，千百年來被視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不勤不得，不儉不豐”，勤與儉是積財之本，是致富之道。大多數徽商都是勤儉創業的，他們信奉“非勤儉不能治生”。顧炎武在《肇域志》中談到徽州何以多巨富時也說：“新都勤儉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徽商的勤儉起家主要體現在辛勤創業和儉樸生活兩個方面：

　　1、辛勤創業

　　徽商之勤，天下聞名�；丈讨�勤，首先體現在他們不畏艱險、富有進取冒險的精神。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徽商的活動范圍不斷擴大。他們“水航陸輦，山負海涵，轉貿而行四方，名都會衢，誥穰巨麗，下致絕陬遐聚，險昧幽阻，足殆遍焉”。萬歷《歙縣志》亦言：“即山陬、海壖、孤村、僻壤亦不無吾邑之人”。以至民間有“無徽不成鎮”的俗語，又有“鉆天洞庭遍地徽”之諺。明嘉靖間歙縣商人許尚質“負擔東走吳門，浮越江南，至于荊，遂西入蜀”，又“西涉夜郎、牂牁、邛笮之境”。晚年時，他感慨地說：“間自念曩入蜀時，迷失道，傴僂扳巖谷，行冰雪中，至今使人毛竦骨豎”。如果沒有一種頑強刻苦的奮斗精神，徽商是不可能克服經商路上的種種艱辛，從而足跡“幾遍禹內”的�；丈探洜I的行業也極廣，“其貨無所不居”。“徽郡商業，鹽、茶、木、質鋪四者為大宗。”另外，人民生活所必需的糧、布、絲綢、瓷器等等工農業產品都是他們經營的主要商品�；丈痰倪@種勤奮開拓的精神是其他商幫所不及的。

　　其次，徽商之勤，還表現在他們具有一種百折不撓的堅韌毅力。“徽之俗，一賈不利再賈，再賈不利三賈，三賈不利猶未厭焉。”明歙縣商方文箴，“甫受室，母屬之商游，遂往來販易于嘉湖之間十余年。賈輒不利，貲亡耗過半，……晚乃賈于常熟，卒用以饒。”明祁門商程神保，“甫卯從其父賈濟南、下邳間，蒙霜露，沐風雨，絕甘分少，與庸保雜作習貫如自然者，至握算，駔儈莫能難也”。后失資，其妻李氏“以蠶織簪珥助之，得三十金，賈峽江，賈閩，賈楚”，皆不利，“而走南海，市海錯往來清源、淮揚間，復如楚，資用復饒”。他們長年累月，跋山涉水，不停奔波，“通常三歲一歸”，甚至有“出至十年、二十、三十年不歸，歸則孫娶婦而子或不識其父”。沒有百折不撓的毅力是無論如何也做不到這一點的。

　　2、儉樸生活

　　勤為開源，儉為節流，兩者必須結合，才能肥家致富�；罩輾v史上民俗素來以儉樸著稱，其家居“為儉嗇而務畜積。貧者日再食，富者三食，食惟饘粥，客至不為黍，家不畜乘馬，不畜鵝鶩。……女人猶稱能儉，居鄉者數月，不占魚肉，日挫針治縫紉綻，……”�；丈淘趧摌I過程中，在生活消費方面都是十分儉約的。儉，使他們能夠不斷積累財富。如明末歙商程致和“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仆同苦樂。……凡廿年而業振”。歙商程善敏，棄儒服賈，“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同甘苦，克儉克勤，……未幾而家溫食厚，享有素封之樂”。明休寧商人汪巖福“務為節約，與家人同艱苦，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脫粟之飯，身自甘之。……賈浸浸大起”。休商張東瀛，“儉約起家，……業日隆隆起也”。清績溪商汪可越，“自少壯游江北，……又性節儉，甘淡泊，飲食服御，寧不如人，惟孜孜勤苦于櫛風沐雨中煉成一生事業。”明代婺源商人李大鴻曾說過：“聞賈由積纖而鉅者，未聞委約趨侈而不反喪故業者。”此語明確道出了儉約與否于事業成功的巨大關系。明代程春宇編寫的《士商類要》既是一部綜合性的商業教科書，又是徽商經營經驗的總結。其中的《貿易賦》一篇就提出了“貿易之道，勤儉為先，謹言為本”。在《買賣機關》一篇中更具體指出做到儉：一要“臨財當恤”，“銀錢堆積目前，亦宜斟酌出納”;二要“量入以制出”，“迷蒙不問所進若干，盡其所有而用，更無稽考，不懷畏懼，此為必敗之道”。由此足見徽商對儉的重視和提倡。

　　二、 富而不奢

　　徽商的“惠而不費”還表現在致富守成階段能夠堅持消費有度，反對奢侈浪費。不少徽商的勤儉創業都達到了事業成功的目的，他們之中“挾一緡而起巨萬”者比比皆是，正如明人謝肇淛在《五雜俎》中所云：“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它二三十萬，則中賈耳。”其財力之雄厚可見一斑，所以有“徽州富甲江南”之說。一個人在窮困時做到節儉并不難，難的是在經營致富后，仍保持儉樸本色。“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勤儉，不僅是創業的法寶，也是持家守成的法寶。大多數徽商富裕后都能做到消費有度，主張黜奢崇儉。其內容可概括為以下兩個方面：

　　1、自奉儉約

　　不少徽商能夠身體力行，做到雖富猶樸。明歙商吳榮讓資產巨萬，“居常衣大布衣，飯脫粟，比廝養之最下者”。歙商汪前峰，“雖歲萬息二千，而一緼袍十許年不易，至手洴澼絖，瀝糧之飯，瓜瓠之羹，眾以為矯，弗顧也”。明代歙商汪伯齡經商致富后，“顧獨攝敝衣履，終身不鮮”�？兿�章必芳經商“不數年，增資累萬，勤儉不改其初”。祁門商倪炳經“少承父業，窯棧云連，畎畝鱗接”，但他仍然“守以淡泊，布衣暖，菜根香，儼然一寒素子”。清代歙商鮑士臣以廉賈著稱，皇贈奉直大夫，“嘗曰：‘儻來之物，侈用之是謂暴天，吝用之亦為違天，惟其當而已矣。’以故終其身衣服飲食之奉無所加其舊。……”。 清初婺源商人潘元達，“經商吳楚間，以信義著，至獲數倍息，家殷富，自奉儉約，而解衣推食……”�；丈探洜I致富后自奉儉約的例子舉不勝舉，他們在商業有成，“家業隆起”以后，不追求物質享受，依然節儉如故，不夸富斗靡，因此節約儉樸在徽商中蔚然成風。歙縣一帶“家居務為儉約，大富之家，日食不過一臠，貧者盂飯盤蔬而已。城市日鬻僅數豬，鄉村尤儉。羊惟大祭用之，雞非祀先款客，罕用食者，鵝鴨則無烹之者矣”！

　　2、以儉相戒

　　許多徽商都注意教育子弟要節約。富家子弟如果平時錦衣玉食，生活優越，沒有經歷過艱難困苦，很容易沾染上種種惡習。不少徽商都將節儉載入家法、族規，用以規范家族子弟。如《茗洲吳氏家典》明確規定：“子孫以理財為務者，若沉迷酒色，妄肆費用，以致虧陷，父兄當核實罪之。”《華陽邵氏宗譜》的家規中有載：“財者難聚而易散……吾宗子弟當崇儉。”徽商子弟“青衿士在家閑，走長途而赴京試，則裋褐至骭，芒鞋跣足，以一傘自攜，而吝輿馬之費。聞之則皆千萬金家也”。正是在這種嚴格要求下，徽商子弟大多質樸無華，能夠繼承并光大祖業。

　　猶為難能可貴的是一些在揚州業鹽的徽州大鹽商，不僅自己不僅自己持家儉樸，還能對別人施以積極的影響。大鹽商鮑志道“擁資巨萬，然其妻婦子女，尚勤中饋箕帚之事，門不容車馬，不演劇，淫巧之客，不留于宅”。鮑志道在揚州業鹽，身任總商二十年，是商場中的頭面人物，他的一舉一動，也時刻影響著其他人。在他的影響下，揚州“侈靡之風至是大變”。

　　誠然，明清時期有些徽商，尤其是鹽商的奢侈駭人聽聞。但這種奢侈往往是出于公關的需要。正如康熙《徽州府志》所云：“當其(徽商)出也，治裝一月，三十里之外即設形容，袨新服，飾冠劍，連車騎，若是者將以媒貸高貲，甚至契領官貨”。而且，我們應該看到，奢侈無度只是少數極其富有的大鹽商的行為，他們不能代表鹽商的全體，更不能代表整個徽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國理財家、清代大臣王茂蔭總結徽商的經驗時說過：“以商賈之道言之，大抵能創一肆守一業者，其人必工心計，習儉勤，且旦夕以身入其中而又知人善任，非是則敗。”其中道出了儉約是創業守業的一個必要條件。

　　三、 經世濟民

　　徽商的“惠而不費”更突出地表現在他們的仁心濟世方面�；丈滩粌H善于聚財，而且善于散財。他們大力提倡因義而用財、仗義疏財。明歙商許尚質曾戒其子曰：“夫人所為欲富厚者，謂禮義由之生，且有以用之地。既不能用，則雇反為財用耳。”在許尚質看來，將財富用于禮是善于用財，因此，他主張要因義用財，不應該吝嗇。不少徽商致富后，都能夠愛國濟民、回報社會。這樣做，同樣給他們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

　　1、捐資報效

　　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光榮傳統，是中華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核心，是推動我國社會前進的巨大力量。這種崇高美德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永恒的主題。明清徽商也具有這種偉大的愛國精神。在國防安全方面，當明代東南沿海倭寇猖獗之日，徽商有的捐資募勇守城，有的疏財助餉。明代大學士許國曾說：“曩東南諸郡，繕兵筑城，所籍客戶，十九皆徽。”可見 ，徽商曾為明代的抗倭作出了巨大貢獻。在其他施工建設方面，徽商更是不遺余力捐助以解政府財力方面的困難。萬歷年間，因為國家興作，鳩工征材，資金不足，歙商吳時佐“率諸兄弟上錢十萬，天子旌之，一日而五中書之命下，殆富而益之貴者乎?” 此外，徽商還積極響應政府的倡議，熱衷于對災荒的捐助和賑濟。嘉靖庚寅九年(1530年)，秦地發生旱蝗之災，“邊陲饑謹，流離載道”，正在榆林經商的歙縣鹽商黃長壽“輸粟五百石助賑，副都御史蕭公奏聞，賜爵四品，授綏德衛指揮僉事”。黃長壽卻說：“緣阿堵而我爵，非初心也。”“謝弗受”。乾隆七年(1742年)九月，揚州發生水災，歙縣鹽商汪應庚捐銀六萬兩，“奉旨：著加恩議敘”。 徽商捐資報效政府，表面上看起來是損失了不少銀子，但朝廷往往會對他們援例授官。這就使他們的社會地位得以提高，也為其經商提供了政治屏障。正所謂“移家為國，庶幾以不利為利乎。”

　　2、仁心濟民

　　徽州富商大多敦睦親鄰，廣濟博施，他們賑濟貧弱、濟行旅、拯覆弱等等，這類義行在明清方志、文集中記載甚多。明祁門商人胡天祿對“族之婚者、嫁者、喪者、葬者、婺婦無依者、窮民無告者一一賑給”。清雍正間歙商黃以正“賑饑、弛逋、助葬、定婚、施棺、掩骼、設渡、修橋，數十年力行不倦。”清歙商鮑漱芳“家居敦本尚義，修里社、筑水堨、置義學、修新嶺、修王干陽溪清水塘叢山關諸道路，益惠濟堂義冢地，周助婚葬，義行不可枚舉。”此外，無論是災年還是豐年，不少徽商都能心系百姓疾苦，不抬價或減價，不賺黑心錢。明代嘉靖癸卯年，溧水一帶“谷賤傷農，諸賈人持谷價不予，長公(休寧商人程鎖)獨予，平價囷積之。明年大饑，谷踴貴，長公出谷市諸下戶，價如往年平”。清代漢陽大饑，休寧商吳鵬翔“適運川米數萬石至，計之可獲利數倍，悉減值平糶，民賴以安”。

　　徽商的“惠而不費”觀念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罩菟赜�“東南鄒魯”之稱，儒風綿綿的文化環境對徽商影響至深。偽古文《尚書·大禹謨》中就有：“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徽商一直把勤儉作為經商持家的重要規范。他們吃苦耐勞、積極進取、不畏風險。儒家倡導“均無貧”的分配觀，孔子說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因此，儒家尤為強調恤貧、賑窮和救荒的經濟政策�！睹献印�、《周禮》中就有許多關于恤貧和救荒的規定�；丈淌艽擞绊�，堅持因義用財，以造福于社會。他們“雖居市井，而輕財重義”[46]，“居商無商商之心”[47]。清道光年間黟縣商人舒遵剛更是用泉、流之喻論證了因義用財的必要性。他說：“錢，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詐求生財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財者，與夫奢侈而濫于用財者，皆自竭其流也。人但知奢侈者之過，而不知吝惜者之為過，皆不明于源流之說也。圣人言，以義為利，又言見義不為無勇。則因義而用財，豈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謂大道也。”又說：“圣人言生財有大道，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國且如此，況且家乎!”[48]他對狡詐生財者、奢侈生財者、吝于用財者都作了批評，因為他們不懂“生財有道”，自塞財路。這里也同時體現了徽商因義用財，是為自己做“廣告”，以謀取更大利益�；丈虩嵝墓�益事業、造福社會的行為，為自己樹立了良好的形象和聲譽�；罩荽笕逋舻览ピ�說：“良賈何負宏儒!”[49]以“徽駱駝”精神致富的徽商，將自己用心用力積累起來的財富，用于造福國家、百姓的公益事業，塑造出了良好的商人形象，維護了自己的人格尊嚴，提高了自己的社會地位�；丈痰倪@種“惠而不費”的觀念和行為，與其說它是一種義舉，不如把它看成是徽商的一種精明的投資。“受惠者眾，而名日高，商業日盛，家道日隆。”[50]它對徽商贏取商德口碑乃至于顧客，對擴大商人以及整個商幫的知名度并獲得社會的廣泛認同，對徽商商幫的商業擴張阻力的消除，為其商業的進一步拓展和更多商業利潤的獲得，都發揮出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我們在肯定徽商的“惠而不費”的積極影響的同時，還必須承認它的消極影響。儒家強調人倫孝悌，注重倫理道德，而輕視物質財富;注重家庭、家族與社會群體的利益，而輕視個人的利益;注重平均分配財富，輕視經濟效率的提高。在這一系列思想的影響下，徽商在經營致富后，不是把資本投入到擴大經營和擴大再生產上。他們要么把大量資本投入到捐輸和報效上，要么置祠產、族田、辦義學，要么賑災濟眾、修筑道路、興修水利等等。這樣一方面分散了徽商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資本，阻礙了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強化了封建宗法制的經濟基礎，加強了封建理學對人們思想的束縛�；丈膛c封建勢力的結合也更為牢固，不能成長為一支獨立的經濟力量，它只能和封建主義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綜上所述，在“惠而不費”觀念指導下，一方面，徽商用自己的勤儉、智慧，創造了巨額財富，富甲一方。他們樂善好施，既造福于百姓和社會，又使自己名利雙收，迅速發展壯大。明朝中葉，徽商已成為中國商界的一支勁旅。至清朝，徽州商幫更是躍為中國十大商幫之首，前后保持數百年不衰�；丈痰陌l跡與成功固然有多方面原因，但“惠而不費”不正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嗎?另一方面，徽商始終不能掙脫傳統封建思想的枷鎖，他們的經濟活動始終不能擺脫儒家倫理思想觀念的影響。這使得徽商的經營不能成功向近代資本主義轉型，這也是徽商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