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傳奇文化精神及其價值的現代透視
徽商傳奇徽文化是一個極具地方特色的區域文化，其內容廣博、深邃，有整體系列性等特點，深切透露了東方社會與文化之謎，包容了中國后期封建社會民間經濟、社會、生活與文化的基本內容，被譽為是后期中國封建社會的典型標本。
我們今天所說的徽州，應是一個歷史地理概念，是指地處皖南，毗臨江浙，緯線范圍在北緯30℃左右的這一地區。歷史上稱為新安，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建徽州府，遂得名。范圍包括今黃山市的歙縣、黟縣、休寧縣、祁門縣、屯溪區、徽州區及黃山區的一部分，以及現屬于安徽省宣州地區的績溪縣、屬于江西省的婺源縣�；罩萆鐣臀幕窃谀纤我院筢绕�，明清時達到鼎盛與繁榮，清末以后衰退的。其文風昌盛、教育發達、人才輩出，自宋至清，徽州共建有書院、精舍等260多所;社學明初有462所，清康熙時達562所，私塾更是林立，“遠山深谷，居民之處，莫不有學有師、有書史之藏”�？婆e及第者眾，僅明清兩代徽州本籍中舉人者996人，中進士者618人，狀元數僅清一代本籍加寄籍有18人，曾涌現出了朱熹、戴震、俞正燮、王茂蔭、胡適、陶行知、黃賓虹等一大批杰出人物。更有影響深遠的徽商，成為人們長盛不衰的研究話題。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引下，思想文化領域開始突破過去“左”的思想禁錮，黨對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制定了正確政策。學術界對徽文化的研究，至少歷經了大半個世紀，80年代以后更趨火熱，逐漸形成了一門相對獨立的地方學——“徽學”，被譽為是并列于敦煌學和藏學的中國三大走向世界的地方顯學之一�；瘴幕�將以多種途徑、多種方式走出安徽、走出國門，讓全國、全世界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它，了解它，使其為人類文明的進步與發展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
一
徽文化和中國其它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一樣，在長期的孕育發展中，逐漸形成了自成系統、內涵深厚的一門學科。
徽文化是隨著徽州區域文化的形成而形成，隨著徽州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它廣泛體現在徽州社會歷史的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和各種生活實踐中。既有突出的徽州地域特色，又典型地體現了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文化特征，是中華傳統文化在跨入現代門檻前夕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罩萁橛谌f山叢中，自然環境神奇，境內既有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黃山，以及景色奇異被人稱之為“尚待開發的黃山”自然保護區牯牛降和清涼峰，還有全國道教名山齊云山，“幾百里山水畫廊”的新安江水系等等。自然地理環境自成一統，相對獨立，“東有大障山之固，西有浙嶺之塞，南有江灘之險，北有黃山之厄。”
歷史上除太平軍亂外，少有戰禍，人文薈萃，素有“東南鄒魯”、“文化之邦”、“文物之海”之譽稱。再加上徽州人文化素質較高，對文物、文化的保護意識強，即使是“文革”的十年浩劫，也有許多歷史文物資料被保存下來。
從一些出土的遺址、墓葬的器物看，最早生活在古徽州土地上的苗越先民，其農耕和手工業生產都達到了一定的水平。秦時，徽州就設置黟、歙二縣，山越民族“依山阻險，不納王租”、“勇捍尚武”、“斷發文身”“火耕水耨”，被稱作“蠻越”。孫吳對徽州山越族征服戰爭之后，經過他們辛勤勞動，不斷推動著這一區域的經濟、文化的發展，創造出富有特色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公元208年徽州始立新都郡，置六縣。黟、歙等歷史文化上的親緣性，地理條件的內在統一性與行政區域的一律性實現了重合，中斷了山越民族經濟文化獨立發展的過程，為中原士族徙入后漢越文化的同化提供了先在條件。
由于中原戰亂頻繁，西漢時期起就有中原士族南遷，他們或在徽州為官而留連忘返，或迷戀徽州大好河山而以徽州為家，或看中徽州獨特的地理環境而入徽定居。在西晉末年永嘉之亂，唐末黃巢起義有兩次中原衣冠大規模南遷，入徽先后達75個姓氏。這些中原士族在徽州“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雜他姓。其間社則有屋，宗則有祠，支派有譜，源流難以混淆，主仆攸分，冠裳不容倒置”。逐步形成了典型的徽州宗族制度。他們的徙入帶來了發達的中原文化，在長期的與山越共處、融合的過程中，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徽州的經濟結構，促成了徽州告別半原始社會直接進入封建社會，“俗益向文雅”�；罩蒿L氣為之一開。在山越文化與中原文化的長期融合、同化過程中產生了具有濃厚徽州特色的新質文化：保旱鄉土、嚴宗族、尚祖祭、重教育、尚氣好義、儉樸勤勞、文風昌盛、崇儀禮……表明徽州文化開始走向成熟。
南宋時期，封建政權南遷，封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移，第三次中原衣冠大規模入徙徽州。在已形成的徽州文化的厚實基礎之上，徽文化再次煥發勃勃生機，直至明清全面繁榮。崛起于宋，興盛于明清的徽商，憑借較高的文化素養，賈而好儒的特色雄居中國數百年，所謂“無徽不成鎮”，徽商的足跡遍布大江南北，徽商經濟是徽州文化發展和繁榮的堅實的物質基礎，徽商是鼎盛時期徽州文化的重要創造者。 全盛時期的徽州地域文化派生在以鹽商為龍頭的徽商的深厚物質文化的基礎之上。這一時期的徽州文化，既有突出的徽州地域特色，又典型地體現了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文化特征。
通過對這一文化形成、發展的歷史過程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出它不是單一的徽州地域文化，它是中原文化的移植，是中華多種文化在徽州這一特定地域的匯合和凝聚，它既有徽州區域文化的特征，又兼有中華傳統文化的特征。它的內核應是以儒學為中心的傳統文化，所以徽文化也可以說是“以徽州為中心的積淀和融匯于徽州土地上的中華傳統文化之精華。”①
徽州區域范圍只有一萬多平方公里(指古徽六邑)，歷史上總人口充其量百萬人，然其卻孕育、衍生、發展出了極具特色且輝煌的徽文化現象，這些文化現象既有整體上的共性——包括與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相比的共性，更具地理區域上的個性;既包容了東方文化的一般性，更呈現、蘊藏了徽州這一方山水、土地環境的個別性。為什么造成這一現象呢?
中國封建專制政權造成戰亂頻繁，把中原、吳越、荊楚等四面八方的人們卷入了徽州這片山嶺割切與外界斷絕的“世外桃源”，但這不是“來此絕境不復出焉”，更非“不知有漢何論魏晉”，而是在山的封閉翼護下又由水系的四通八達而隨時能走出去。這樣，隨著各處外地人的遷入而帶進的多種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而醞釀、孕育出一種開放的、有進取精神的新群體與新文化。這個過程，又經過徽州人由輻射式的水道出而經商，無遠勿屆，把徽文化帶出去，擁有巨資后又回來買田做屋把外邊文化引進來，他們擁有土地后又延師教子弟讀書走“學而優則仕”的道路。所培養出來“登科及第”出而為官做宰宦的“讀書人”的“衣錦榮歸”，又將外邊文化引入則是第三次浪潮。當然，這些遷入、經商與做官，都不是一次完成的，其間均經過無數次的反復過程。一次次的進與出、吐與納、接受與反饋，意味著一次次文化的碰撞與交流、矛盾與融合、凝聚與發展。這就使得這一特定地域在徽商的“徽駱駝精神”哺育下，形成了即有山之靜水之動、開放與凝聚雙重品格的徽州獨特地域文化，促成了徽州文化的特別繁榮，形成了自成特色的徽文化。
如徽派建筑藝術，其獨樹一幟的特色，就是內在地包容和照應了徽州地理環境、山水、資源、風俗及文化的特點;再如新安醫學，其緣起及在許多�？粕系莫毺刎暙I，都內在地與徽州的山水及豐富、獨具風味的動植物資源和藥材資源關聯。其他還如徽派盆景、徽州三雕藝術、徽州文房四寶藝術、徽漆、徽菜等，也都既具有中華民族特色和東方色彩上的實用、審美價值和意義，又是內在地與徽州地理環境及資源的條件相關聯，具有地理文化單元上的緣起發生和現象存在的意義等等。特別是徽州人生活在萬山叢中，“聚族而居”，非常恪守宗法，“千年之冢，不動一抔千丁之族，未嘗散處;千載譜系，絲毫不紊。主仆之嚴，雖數十世未改，而霄小不敢肆焉。”獨特的習俗，塑造了徽州獨特的山區社會結構。因此，研究這種獨特的社會結構，特別是研究各個姓氏村落的演變、變遷及歷史發展情況，不同姓氏家族及村落的相互交往、糾葛共存關系，尤其具有姓族聚落人類文化學的研究價值�；罩菸娘L昌盛，重儒及第、重教育、重對子弟的培養、重“亢吾宗”等等思想意識及價值觀念的傳統，就很受徽州人中本為中原北方士大夫族、名門望族移民的記憶;徽州的宗族文化、聚族文化、水口村莊布置等等，也都直接與移民問題關聯，特別是徽州的方言，至少是其語言的復雜性上，十里不同音，山南山北各方言，堪稱一絕，究其原因，也多少與移民問題相關。
徽州文化也有由徽州本土再向外擴展的問題�；罩菸幕粌H包括本土的諸文化，更包括由本土而移出于外、同時還保存著自身頑強的同一性的文化。如徽商，它就是徽州人出游外地的經商之幫�；丈屉m然離徽州本土走四方，聚居全國各地，但他們總不忘宗族，不失鄉誼，修譜收宗，建會館、聚同鄉，同祀朱子等，文化上保持頑強的同一性，構成獨特的移民現象。再如徽劇，它也主要是由僑居、寓居于外地，主要是揚州、蘇州的徽州人倡興、扶持、鼓動發展起來的，也是一種典型的移民文化現象。其他還有如徽州園林藝術、建筑藝術、徽派刻書、徽派篆刻等，也多與移民問題有關。
二
作為一個區域文化的特征，它所表現的是這個區域文化在一個時代由其特殊的精神需要、精神狀態和精神力量所構成的精神特征�；瘴幕裨跉v史上并不是一個抽象的精神實體，它正具體地存在于徽州地區各個歷史時期的特征中，并通過各個歷史時期中那些普遍、恒久因素的積累、凝聚，而不斷充實表現出來。
那么，徽文化精神的內涵是什么?怎么概括和表述?其價值是什么?這是探索徽文化精神的中心問題。
這些年來，國內學術界眾說紛紜，認識也在不斷深化。有人認為“它所體現的那種理念或精神有：以義統利的義利觀、公私兼顧的公私觀、民富國強的家國觀、遵守契約的誠信觀、賈而好儒的人才觀、沖突融合的和合觀等”。②這是徽州當時各項事業興旺發達的精神支柱。還有人結合徽州地區的歷史發展過程，認為特殊的地理環境和特定的時代，又在徽州這塊土地上造就了一代儒商——徽商，他們不甘窮困，開拓進取，憑借較高的文化素養，賈而好儒的特色，雄居中國數百年，所謂“無徽不成鎮”，造成了徽州物質文化的歷史輝煌，徽商是鼎盛時期徽文化的重要創造者，他們除了具備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文化特征，還具有冒險犯難、開拓進取、百折不回的“徽駱駝精神”，研究徽文化精神，必須要講“徽駱駝精神”：保旱鄉土、嚴宗祠、尚祖祭、重教育、尚氣好義、儉樸勤勞、文風昌盛、崇禮儀……還有人認為徽文化精神特征有：1、保守僵化與開放創新并存(山的封閉與水的開放，理學的保守與徽商的創新，徽州工藝作品思想內容的封建落后與科學技術的創新、進步等);2、藝術與環境的結合(徽派版畫、新安畫派、徽州盆景、徽州方言、徽州文房四寶、徽派建筑、徽菜等都與徽州特別的山川環境緊密相關);3、吸收外地文化和向外擴張徽州文化并舉(如新安醫學先驅師湖北、四川名家，徽劇吸納弋陽腔、西秦腔精華;而徽商的開拓又將徽文化擴撒至四方，徽戲進京，促成京劇產生，徽州版畫“獨鰲藝林”等);4、剛勇好強與文質彬彬兼備(徽州文化是山越文化和中原漢族文化的融合，兼具山越剛勇好強和士族衣冠尚氣重禮的特性)等等。
其他學者還有從不同角度對徽文化精神闡述的，種種論述統計起來恐怕有幾十條，真所謂“丹青難寫是精神”，徽文化精神內涵之廣大，也令人嘆為觀止。
我認為要全面準確地把握徽文化精神，應找到貫穿于徽文化全部精神的本質的東西�；瘴幕闹匾攸c，是它作為中華文化的一個一個濃縮和匯聚，含有中華文化的“全息基因”，是研究中華文化的一個標本和縮影。正因為它是中華文化的一個有機部分，始終受到這個大系統制度文化的制約和支配，所以它具有兩個鮮明特征：一方面是徽文化之最具代表意義的徽商，他們身上的“徽駱駝精神”是中華民族頑強的原始生命力和勇于開拓創新精神的一個生動體現。以徽商為代表的“徽駱駝精神”向世界表明中華民族并不乏開放、進取精神和沖破“停滯不變的社會”的能力，中華民族有能力創造歷史，走向現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來。這一精神，體現在一大批從徽州走向世界的先哲先賢們的開風氣之先的首創精神。這是徽文化精神的核心與動力，是最有價值的，是徽文化的精華。另一方面是徽州作為“程朱桑梓”，程朱理學成為徽文化的指導思想，使徽文化深深打下了封建文化的烙印，我們相信隨著徽文化精神的多層面開拓和探究，人們將進一步加深對徽文化的認識，了解它的地位，取其精華為現代化事業服務。
馮友蘭先生說過：“在振興中華的偉大事業中，每個中華民族的成員的成員，都應盡其力之所及做一點事。我所能做的事，就是把中國古典哲學中的有永久價值的東西，闡發出來，以作為中國哲學發展的養料，看它是否可以作為中國哲學發展的一個來源。我認為中國古典哲學中有些部分，對于人類精神境界的提高，對于人生中普遍問題的解決，是有貢獻的。這就有永久的價值。”我想馮先生的話也說出了今天探討徽文化意義之所在�；瘴幕竦闹饕饬x有：
一、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教育意識
在長期的謀生存求發展的斗爭中，徽州人深刻地體會到，人自身素質的提高，是立足社會與得到發展的關鍵。他們恪守古訓：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重文興教蔚然成風。所謂“兒孫不讀書，養了一窩豬”，因此對延師辦學有極大的熱情，重視對人才的培養，注重對人的智力開發成為悠久的傳統，在徽州即使是窮鄉僻壤，也“莫不有師有學，有書史之藏”、“雖十家村落，亦有諷誦之聲”。③
中國自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孔孟哲學、儒家學說成為兩千年來中國封建社會正流的思想意識形態，儒家文化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和主體，是歷代封建王朝治國理政的根本。經過統治階級多方面的強化和長期的熏陶，儒學思想深入人心，構成了中華民族深層文化心理結構和民族性格。漢以后相繼出現了儒士、儒生、儒吏、儒將、儒相等概念，以“儒”為高素質、高品質的標識，不無矜夸意味。而“儒商”的概念在中國出現最晚，實始于徽商。根植于厚實的儒學文化土壤上的徽商，作為一個整體文化素質較高的商幫，他們在商業活動中大多自覺用儒學思想來規范自己的經商活動，他們致富后重視文化建設，捐資興學，刻書藏書，修方志，邀講學，培養子弟讀書入仕。 而教育的發展有賴于經濟的基礎作用;離開了經濟的支持，學校教育的發展只能是空中樓閣。明清時期，徽州以“商賈之鄉”而“富甲天下”，徽商經商所積累的巨額財富為該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提供了“酵母”，可以說，沒有徽商，就沒有徽州教育的輝煌歷史。
明清時期，徽商憑借財力的優勢。殫思極慮，多方位、多層次的資助和發展教育事業，徽州各級各類學校的建立和維護，就和徽商結下了不解之緣。致富后的徽商對辦學的熱忱十分高漲，這種高昂的辦學熱忱體現在這幾個方面：
1、亟置塾學。獲利后的徽商大多把延師課子、設置家塾列在頭等重要的地位。如：明歙縣許晴川經商致富后，“五子咸延名師以訓”;明休寧商人汪可訓，“有子五人，歲延名師督之學，曰：‘此余未究之業也，爾小子容一日緩乎?’盡出所訂經書古文詞，嚴程課督”;④新館鮑氏商人設塾立教的事例更為典型，如：鮑繼登，“以鹽策起家。嘗建德文堂為書塾，廣延名師羅益友以訓其子孫”;鮑柏庭，“好施與”，“教子也有義方，延名師購書籍不惜多金。嘗曰：‘富而教不可緩也，徒集資財何益乎!’”鮑柏庭提出的“富而教不可緩也”的思想，在徽商中是具有代表性的。
2、廣設義學�；丈滩粌H熱衷于置塾學，延名師以課子侄，而且還廣設義學，為宗族和鄉里的貧困子弟提供接受儒學教育的機會，將其“膏澤”從一家推及一族、一鄉。明清時期，徽州的義學遍及城鄉各地，而這些則大多是徽商出資興建的。
3、倡建書院。為了使更多的子弟業儒就學，徽商又積極捐資，廣建書院。明清徽州書院的興盛，與徽商的大力倡建、捐資大有關系。
由于重視教育、重視對人才的培養，再加上徽州人的精明、慎敏和好學，使他們磨煉成善于進取的性格。隨著時代的變遷，觀念的逐步轉變，徽州人自明代成弘之后，更多地走出萬山叢中闖世界，創造了徽州歷史上的輝煌。
二、愛國愛家、勤勞忍耐、和睦鄰里的人文精神
徽州人遠祖多從中原遷來，長期受中原儒學文化熏陶，特別是程朱理學深入人心的浸潤教化，家庭本位，皇權本位，國家本位，重宗法，仁愛、正義、義務、貢獻的思想，徽州人身體之、力行之。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是以孝悌為基礎，以自然血緣為紐帶。而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核心的徽文化精神，其中深深蘊藏著的愛國愛家、勤勞忍耐、和睦鄰里的人文精神，是徽文化精神的精華。“徽州多大姓，莫不聚族而居。”這些聚族而居的大姓，皆有千年不紊之譜系，有宏偉壯麗之祠堂，有完備翔實的宗規家法，有嚴格規定的尊卑秩序，有族田族產作為宗族公共事務和贍貧濟窮之資。宗族制度的完備和宗族勢力的強大的確是徽州地區一個頗為特殊的社會現象。這種以尊祖、敬祖、睦祖為基本特征的宗族制度，加強了宗族間精神的聯系，培養出徽州人強烈的宗族歸屬感，造成了徽州地區“重宗義，講世好，上下六親之施，無不秩然有序”⑤以及族人鄉里之間“相親像愛，尚如一家”⑥的社會風尚。
這種人文精神也生動的體現在徽商身上。我們縱觀徽商的形成和發展、徽商的活動和歸宿，就可以發現他簡直就是這種中國式的人文精神的一個范本�；丈滩粌H具有濃厚的家、族觀念，而且懷有熾熱的鄉土之情，他們同以生于“程朱闕里”自居、同為桑梓之邦的文風昌盛、人才輩出自豪。作為“闕里家人”，徽商希望家鄉的文風不墜、人才不衰，因而資助本邑、本府的俊秀之士讀書力學，在徽商看來，亦是自己義不容辭的神圣責任。
徽商在崛起和興盛過程中對這種人文精神的自覺，使他在當時的十大商幫中出類拔萃，大有成就。
三、自強不息、百折不撓、開拓進取的“徽駱駝精神”
講徽文化離不開徽商，講徽文化精神不能不說“徽駱駝精神”�；罩萑瞬粌H敢闖天下，還特別能吃苦。比如明朝嘉靖間歙縣商人許尚質，曾挾資“負擔走吳門，浮越江南，至于荊，逐西入蜀。”在四川經商時，他深入湖南、四川交界少數民族地區了解商情，時值隆冬，冰雪蓋地，迷失了道路，多次遇險，差點連命也送上。一直到年老，仍“竟竟力作，衣敝食蔬，(日)強步五六十里如其貧時”。⑦
徽商在商業活動中大多還能自覺地用儒學思想來規范自己的經營活動，講究義利之道，見利思義，以義取利，講究誠信商德，不欺妄奸詐，貨真價實。他們善于把握商機，權衡大道，在商海競爭中“一賈不利再賈，再賈不利三賈，三賈不利猶未厭焉”。⑧他們賈而好儒，在經營活動中重視人文精神理性地追求，自奉儉約，卻能慷慨地將財富奉獻社會，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他們大多在致富后重視文化建設，捐資興學，刻書藏書，培養子弟讀書入仕，謀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時也促進了地方文化的繁榮，孕育了一大批國家杰出的人才。他們大多能熱心公益，濟困扶危，助餉賑災，修橋鋪路，急公好義……還有的崇“儒”好“儒”，用自己對“仁”之理念的實踐和成功，逐步改變了社會對“商”的鄙棄觀念，令封建士大夫亦刮目相看。人稱徽商“冠冕之倫，多尚氣節，矜取予，有唐風霍霍之意”，⑨戴震總結徽商“雖為賈者，咸近士風”。⑩自明清以來，徽商以自身的開拓進取創造了輝煌業績——商業的繁榮和文化的成就，同時也形成了一種儒商精神，樹立了一代儒商形象。陶行知稱贊徽州人是“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漢。”⑾
正是憑這種矢志千里，吃苦耐勞的“徽駱駝精神”，徽商走向全國甚至沖出海外，不能不對中國封建專制“家天下”長期統治造成的社會停滯產生巨大的沖擊，起到“革命的因素”和促成“這個世界發生變革”的作用。而徽商本身在明清時期的中國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所謂“無徽不成鎮”、“鉆天洞庭遍地徽”，“一根搟面杖，從內地打到邊陲”，取得了事業上的輝煌成就。
我們要構建具有安徽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就必須對徽文化的基本精神有個總體的把握。在徽文化博大而精深的內涵里，它的教育意識，敢于奉獻開拓的“徽駱駝”精神，愛國愛家、和睦鄰里的人本精神，對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文化強省”目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
對于中國經濟的發展，徽商的興衰已經成為過去的歷史。但是，以“儒商”為代表特色的徽文化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卻依然值得我們總結和回味。它對于我們今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仍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
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利于加快現代化步伐。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法制經濟，它的基礎是經濟自由、經濟公平、平等競爭。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10年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重大進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已經確立，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對外開放格局基本形成。改革的不斷深化，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我國經受住了國際經濟金融動蕩和國內嚴重自然災害、重大疫情等嚴重考驗。但同時我們也能看到，還有一些問題的存在，如：人們的法律意識還比較淡泊，一些素質不高的商家為利益驅動，采取了不正當的發財之道。近年來假冒、偽劣、坑蒙欺騙、非法牟利常有出現，如最近發生的安徽阜陽劣質奶粉事件，造成一百多嬰兒營養不良，以至多人死亡。對此，我們一方面要加強法制建設，另一方面，要加強道德教育，重視商業精神文明建設也極為重要。歷史上徽商鑄造的儒商精神，把實踐儒學道德規范作最高商業理性的自覺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樹立，對今天行商富有啟迪意義。如果我們把誠、信之類儒商準則注入新的時代內涵，將儒商身上體現的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以國家社稷為己任的愛國精神，崇德尚義的道德風范，注重個人修養的思想境界作為建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一個重要資源，從中汲取營養，培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儒商，或許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能得到有序、健康的發展。
現在的世界，和平發展是兩大主題。一些發達工業國家物質財富豐富，但精神文明失落，出現了后工業社會的諸多弊端。西方一些著名學者對中西文化比較研究之后，認為要解決現代化社會的種種弊端，可能必須到孔子那里尋求智慧。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應該把馬克思主義精髓、中華傳統文化精華與市場經濟原理結合起來，創造自己嶄新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在現代化過程中發現，儒學特別重視對知識的探求，《論語》提出學思結合的治學方法，具有很強的主知主義性格;儒學理論中強調探究合理、實踐倫理、重視理性，這可以是“促進儒教圈近代產業化的巨大潛力”。歷史上徽商賈而好儒，十分重視文化教育的投入，他們不僅憑借較高文化素質參與商場競爭，而且努力興學助教，培養了大批有文化的商業人才和其他各類人才，雖不能說他們有知識就是重視生產力的自覺，但他們對知識、文化的經濟運用和巨大成功，在知識經濟社會來臨的今天，仍給人以深刻的啟迪。在現代經濟發展階段，知識正在成為真正的資本和首要的財富。歷史上的儒商精神和現代科技革命中生產力發展對知識經濟的呼喚，都告訴人們，知識是比原材料、資本、勞動力、匯率更為重要的經濟發展因素。新的時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需要有思想內涵的新儒商精神，需要有對知識和信息的高水平的把握，需要有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強力度的建設。
當然，儒才，柔也。中國歷史上儒學文化是一種柔性文化，它的封建倫理內涵，它的封閉性、凝固性、內省性，對中國社會發展的阻滯作用是不容諱言的�；丈膛d盛由于“好儒”，其衰落也主要緣于“好儒”�；丈淘谌寤^程中表現出來的諸多封建性，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是需要努力揚棄的糟粕。
世紀之交，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更具迫切性。這種精神文明建設，離不開對中華優秀傳統道德文化的繼承和弘揚，對于徽商勇于開拓進取、重視道德教化、重視文化建設、重視公益事業等等積極精神的探討，對于徽州先賢先哲順時應變、勇于創造、推動歷史進步等等優良品德的褒揚，對于古徽州鄉人重視文化、重視教育，“十戶之村，不廢誦讀”，“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形成濃厚學風以至涌現諸多人才俊杰這些特色的研究等等，都有利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在五千多年的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在長期實踐中不斷結合時代和社會發展的要求，豐富著這一民族精神�；瘴幕彩侵腥A民族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安徽兒女在長期歷史實踐中共同創造、培育了徽文化，徽文化在安徽歷史發展的長河中，起到了維系安徽人精神紐帶的作用。這一精神紐帶中體現的自強不息、盡職盡責、愛國愛家、崇尚節儉、勤勞忍耐、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和睦鄰里、濟貧救災為特征的傳統美德，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在全國、全省大力倡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今天，對于振奮民族精神、振奮安徽人的精神，建設符合時代要求的新徽文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