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時俱進弘揚“徽商精神”
古往今來，在任何時代，一個人抑或一個民族的生存立世無不需要有精神力量作為堅強支柱，同樣，一個地區抑或一個國家的發展昌盛也都離不開精神力量的有力撐托。在古稱新安、鐘靈毓秀的徽州，雖然只管轄原黟縣、歙縣、休寧、婺源、祁門、績溪六縣之地，面積僅有萬余平方千米，人口不過數十至百多萬而已，但令人矚目的卻是，主要憑藉著顯赫的徽商和昌達的人文，古徽州深藏著巨大的社會潛能和超凡的歷史影響力。單以徽商而論，此地人們從商業賈沿習悠久，前溯東晉時就有關于新安商人活動的片斷記載，降及唐宋元代，徽州商人開始逐漸嶄露頭角，到明清時期，更在與其他地方眾多商幫的激烈打拼中脫穎而出，崛起稱雄，終成一時鼎盛之氣候，壯大成足可與晉商勁旅伯仲比肩且富甲一方的一大地域性商幫集團，其從業人數之眾、活動范圍之廣、涉獵領域之寬、經營能力之強、擁有資本之巨、產生影響之大，在中國古代商界均首屈一指，竟致造成“鉆天洞庭遍地徽”、“無徽不成鎮”的空前盛況，并獨執農耕時代商業牛耳達三四百年之久。毋庸置疑，豪情抒寫這頁中國商業經濟歷史輝煌篇章的原是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徽州商人，而深藏內里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成功因素則是一種可貴的社會意識——徽商精神。如今，不管是從歷史的角度還是從現實的角度上講，深入地進行探究、總結、提煉“徽商精神”，并與時俱進地弘揚、光大、升華“徽商精神”，充分發揮這種歷史文化資源的效用，無疑都具有十分顯見而又重大的意義。
一、“徽商精神”是順應商潮浪涌世勢時運而生的歷史產物
客觀地看，徽商以及“徽商精神”的問世都并非偶然的社會現象，而是具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的。直白地說，我們應當取用寬廣的世界歷史視角，將它置放到人類社會文明演進的歷史長河之中，著眼于西方歐美和東方神州兩大基本視點去考量這一問題。
眾所周知，徽商真正崛起稱雄是在明中葉到清中葉，與此相應合，“徽商精神”的形成大致就在自公元十五世紀到十九世紀之間。而正是在這一歷史區間里，無論是西方國家處于中心地位的歐美地區，還是東方世界處于中心地位的神州大地，都在各自醞釀和經歷著亙古未見的歷史變遷和社會轉型，只不過是促其變化的社會動因、趨勢走向、終極結局或有區別而已。從一定意義上講，發生這些變化都跟當時在西方及東方的社會流通領域所涌掀而起的商業浪潮以及那個時代的“弄潮兒”即商人這股新生社會力量的產生和歷史作為有關。
在歐美，還在十四和十五世紀，南歐意大利某些工商業經濟比較繁榮的城市如佛羅倫薩、熱那亞、威尼斯、米蘭等等，那里的富有商人由于市場的擴大、商品需求不斷增加，于是開始打入生產領域，成為包買商人。他們包買原料，把它們提供給手工業者;又包買手工業產品，把它們販賣到外地，從中獲利。他們向經濟力量薄弱的手工業者賒銷原料，有時還提供工具，用以換取他們的產品。而那些手工業者失去了經營的獨立性，受包買商人的支配，實際上己成為雇傭工人。以此為起點，當地興起了新的手工業生產形式----手工工場或工場手工業，它們的興起和發展，標志著在地中海沿岸地區的某些城市已經稀疏地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最初萌芽。在這里，商業和商人刺激了手工業的發展，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經濟因素和社會力量，而恰恰就是它成了推動西方社會由中世紀向近代嬗變的原初基點。另方面，還是商業和商人溝通了當時的東西方貿易商路，使中國的絲綢和瓷器、印度的棉布、阿拉伯的化妝品、南洋群島的香料——諸如胡椒、丁香、肉桂、生計、生姜等物，以及亞洲一些地方的珠寶首飾等輸往歐洲以主要供給富有階層消費。同時對于東方金銀財富的渴盼也造成了一種特殊的歷史商機，致使一批批冒險家們紛紛去探尋世界新航路的開辟及海外貿易的拓展……其后，類似文藝復興運動、宗教改革運動、思想啟蒙運動、工業革命及政治革命等歷史巨瀾風起云涌，從而深刻地改變了歐美社會的歷史面貌。
在中國，到稍晚一點的明朝中后期亦即十六至十七世紀，隨著農業與手工業生產水平超出前代的提高，受到占主要地位的自然經濟包圍的商品經濟也較以前更為活躍地發展起來，使得大量農業與手工業產品作為商品被投放市場;全國出現了三十多座手工業與商業較為繁榮的大城市，而廣州、寧波、泉州、福州等則發展成為主要外貿港口。尤其是在商品經濟相對發達的江南一些地方市鎮也開始稀疏地出現一種手工工場的組織形式，譬如蘇州絲綢紡織業中某些擁有大量資金和織機的“機戶”開設機房，雇傭“機工”進行生產，計日領取工資。這種“機戶”和“機工”之間形成的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正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只是所憾在長期的多重因素的擠壓下，這株“萌芽”終究未能茁壯長出，從而使中國喪失了自由自主地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機遇。之后又在外國列強殖民侵略和本國封建勢力的腐朽沒落里，“神州號”巨輪逐步被拖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泥淖，由此駛入一條畸型且曲折艱難發展的歷史航道。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之際，中國商品經濟比以前更加活躍，國內市場隨之也有較大的展拓，際遇著這一波商業浪潮的涌流，在中國山西、陜西、山東、安徽(徽州)、江蘇(太湖洞庭)、廣東、福建、江西、浙江(龍游)等省份或府州，有逾十個具有一定競爭實力的區域性商幫集團先后群起爭雄、競比風流。其中，正如明代萬歷時人謝肇淛在《五雜俎》里所說的：“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山西的別稱)”，徽州商人群體以叱咤商海風云的氣勢木秀于林，成為聲震海內的商界勁旅，他們不僅創造了非同凡響的驕人商績，而且造就了彌足珍貴的“徽商精神”。
具體說到“徽商精神”的產生，首要的前提條件在于社會對商業發展的客觀需求。一般而言，商業是應社會分工和商品交換而生的，任何社會，其生產力水平越提高，剩余產品就會越增多，為滿足人們需求的交換就會越頻繁，因而商業也就越發展。到了明中葉，隨著封建國家賦稅制度方面推行張居正提出的“一條鞭法”的重大變革，賦稅折征銀兩部分日益增加，為刺激當時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社會物質條件。因為賦稅折征貨幣——把田賦、銀差、力差及各種土貢、徭役等都折成銀兩征收，一是迫使生產者更多地出售產品以換取貨幣，二是由于大批產品投放市場，使本地商品銷路難暢，需要流通外銷，三是納賦稅的農戶往往為時限所逼，不得不低賤要價售出產品以應急需，于是人為地造成商品價格與商品價值的明顯背離，這就為居間經營者們提供了賺取利潤的空間。上述問題事實上都只能通過發展商業才能解決。由于生產者不得不出售部分農產品以獲得貨幣來交納賦稅，這就大大促進了農業生產商品化的發展，農業的自給經濟逐步向商品經濟過渡，商品經濟的加速發展又帶來了觀念的變化。嘉靖、萬歷期間，張居正進行經濟制度的改革，對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便提出了否定意見，他說：“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農不得力本穡以資商，則商病。故商農之勢常若權衡。”他旗幟鮮明地提出：“省征發以厚農而資商，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的主張，把商業發展擺到了與農業并駕齊驅的地位。著名思想家黃宗羲更進一步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口號，他說：“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圣主之所欲也，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蓋皆本也。”在這種時代條件和進步思想的影響下，商業的發展是不言而喻的。另外明王朝曾實行“開中法”和“開中折色法”，提供了一批商人尤其是鹽商一顯身手馳騁作為的政策環境。而徽商以其特有的商業敏感，牢牢把握住這一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贏得財富，同對誘引更多的徽州人追隨而行，也將經商業賈作為謀生裕生的主要手段，以致出現“天下之民寄命于農，而徽民寄命于商”、徽州人家“業賈者什家而七”的局面。有了徽商巨大發展的社會存在，方有徽商精神社會意識的相隨伴生。
其次，“徽商精神”問世的客觀基礎存在于商業經濟自身運動發展的規律之中。歷史上的徽商之所以能獲輝煌成功，最主要的是他們注重摸索和學習把握商品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并依遵行事。同時，他們在從商實踐中并不就商而商，而是能夠自覺地把當時的統治階級為鞏固其統治地位而倡導的、又已被絕對多數社會成員所接受或認可的倫理價值觀念貫穿于商品經營活動之中，把做人與經商結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商業經營理念和風格。其實這些因素本身就成了“徽商精神”的閃光點。
再次，底蘊深厚的徽州文化也為“徽商精神”的產生提供了人文條件。在古代典型移民社會的徽州，作為中原地區名門望族躲避戰亂的理想之處，人們十分注重族內后輩們的教育問題，希望由儒入仕以光宗耀祖。而眾多徽商更是“賈而好儒”，不是儒賈就是賈儒，他們不惜投入大量財力，耗費大量心血，紛紛在鄉梓故里興建學堂大辦教育，從而促進了徽州傳統教育及文化事業的發展與繁盛。由于在濃厚的徽州文化氛圍里深受其熏陶，徽商們從小就接受了傳統社會正統的倫理道德和價值觀念的洗禮與為人處事準則的約束，大多以儒者君子的標準來律己，無論是交易謀利還是日常言行，總是會以德為先、以義為利，體現出一種可貴的人格品質。這樣，“徽商精神”也就在如此情形下應運而生。
二.“徽商精神”是傳統世代中華民族精神的微觀鑄塑
所謂“徽商精神”是指古代徽州商人在長期的經商實踐中逐漸形成的且為社會所普遍認可的思想意識、品格意志、價值取向和道德操守，是徽州商人群體的心理特征、文化傳統、思想感情等的綜合反映，體現出徽州商人對于商賈實業能獲成功所抱取的堅定信念。從積極的與主流的方面來看，“徽商精神”或可概括為：開拓進取、艱苦奮斗;勤謹敬業、務實開放;勇于創新、敢為人先;堅韌不拔、百折不撓;尊重規律、人本關懷;好儒崇知、立信存義;協作團結、益公奉獻。具體說來有如下表現：
1.開拓進取、艱苦奮斗的精神：
古徽州地處萬山叢中，山多人眾而地少土瘠，自我發展空間相對狹小，面對窮困、惡劣的生存環境，很多徽州人不甘受天命，而是積極奮爭，走出山門，勇闖天下，不斷向外探尋拓展新的生存空間。長期以來在徽州等地廣為流傳的民諺“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就是當時眾多徽商從小背井離鄉、外出學藝、奮力拼搏的生動寫照，其中有不少在創業守成中靠的正是開拓進取、吃苦耐勞的信念和勁頭去不斷地奮發作為的。對于他們來講，一旦步入漫漫經商路，注定要經歷太多的艱辛與困苦，然而徽商們卻不畏艱難、不怕吃苦。因而，每一個成功的徽州商人幾乎都有一本艱苦創業史。明代歙籍商人程鎖邀集同宗族人合股經營布業，出門均以步當車，哪怕是在三九隆冬也不多飲酒以御寒，即便在炎炎暑夏也都親自手推貨車。另位歙商許尚質經商早期，“負擔東走吳門，浮越江南，至于荊，遂西入蜀”，備受艱辛，勤勞備至，致富后“猶競競力作，衣蔽食蔬”。清朝乾隆時期號稱江南首富的歙籍大鹽商鮑志道從十一歲起就外出當學徒，先去江西鄱陽學會計，繼而又赴浙江金華改營浙鹽，轉再移居江蘇揚州做灶戶鹽筴生意，接著南游及楚，輾轉奔波近十載，雖歷盡商途與人生上的無數艱辛，但卻深信“快樂每從辛苦得”的哲理，終于成就一番大業。另外，徽州人經商對于行業不挑不揀，只要能夠獲利賺錢，一般都是無業不經營。于是，舉凡鹽、木、茶、典，或是糧、布、藥、瓷等，徽州商人“其貨無所不居”，如此勇闖百業，使他們贏得了極大的市場份額�？傊�，開拓進取、艱苦奮斗的精神正是徽商創業有成的精神支柱。
2、勤謹敬業、務實開放的精神：
許多徽商不管是在學徒期間還是在出道之后都能勤勉于商務，謹慎于言行。出身在徽商世家的清代歙籍著名理財家和經濟思想家、被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及的唯一中國人王茂蔭曾經總結說：“以商賈之道言之，大抵能創一肆守一業者，其人必工心計，習儉勤，且旦夕以身入其中而又知人而善任，非是則敗。”所謂習儉勤，意即作為一個商品經營者，不論創業守成，都要牢記“二字箴言克勤克儉”，以利原始資本積累。明末清初大學者顧炎武說過：“新都(指徽州)勤儉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就是說包括徽商在內的徽州人曾是以勤儉而蜚聲遐邇的，正所謂“勤昧旦，忍嗜欲”，“易衣而出，數米而炊”，儉樸度日，“非勤儉無以治生”。如明代休寧商人汪材兄弟倆經商在外，常以“居安逸而志在辛勤，處盈余而身甘淡泊”作為座右銘。還有一位休商金文海少貧，既冠，得少資，接手經營其伯叔交攤的一家瀕臨倒閉的商棧，“于是以勤持己，以儉率諸人，以和聯日來相貿易者。厲氣作力，資遂日起。”至于那位江南首富鮑志道雖“擁資巨萬，然其妻孥尚勤中饋簣帚之事。”誠然，勤儉之外，徽商們還非常敬業務實，往往用《士商規略》指導行商，拿《士商拾要》之類的經驗之談來提醒注意事項，以求做得更加扎實顯效，更加超眾出色，正所謂“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同時又不囿成見，眼光向外，采取開放的姿態，拿出開放的氣度，毅然走出山門，闖蕩四方，哪里有生意就往哪里去。于是絕大多數徽商便不再把自己局限于本地，而是將商業活動拓展到全國各地，以致于大江南北、長城內外、運河兩岸、京城省會、大小城鎮、交通孔道、甚或窮鄉僻壤、山陬海涯、詭而荒漠、罕而野島，徽商足跡幾遍天下，有的還飄洋過海做起了海外貿易�？傊�，勤謹敬業、務實開放的精神乃是徽商創業有成的立足根本。
3、勇于創新、敢為人先的精神：
相比較而言，徽商的崛起稱雄，無論是發跡時序、從商規模，還是所創業績、造成影響等方面，在當時互有競爭的諸多地域性商幫中都是比較突顯的。這主要緣于他們的創新敢為。還在封建統治者繼續推行重農抑商政策，尚且世俗眼中仍視商業為末業、視商人為賤民的時代，徽州人敢于沖破傳統社會觀念的束縛，發出“賈何負于農”與“賈何負于儒”的質問，堅信經商業賈絕不卑賤，為則既可讓自己謀好生計，又能“垂裕后昆”，這完全可以同業農務本及以儒入仕的事業并重相待，力行以為。為正其名，徽商還創造性地提出了“賈為厚利、儒為名高”的新思維，抱定“貿遷貨集，市不二價”的誠信原則，踐行“義利雙行”、“以義取利”的義利取予觀，講求“趨時觀變”、“因俗時變”的機智靈活的市場營銷觀。先有擇業及從業觀念先人一步的更新，再有經營理念(如牢固確立做人先于做事的信條)、經營方式(如采取“走販、囤積、開張、質劑、回易”等法交相并用)、經營手段(如采用“獨資、合資、股份、合作、合伙”等辦法來融資)、經營機制(如普遍推行經理委聘制)等方面高人一籌的創新，便相繼走出了一批又一批徽州商人，他們在從事“第一等生業”的實踐中往往成了商戰贏家�？傊�，勇于創新、敢為人先的精神乃是徽商創業有成的制勝法寶。
4、堅韌不拔、百折不撓的精神：
與做別的事業一樣，徽商們經商業賈或成或敗也屬常事，誠如明代官至兵部侍郎的歙縣人氏汪道昆在《太函集》里所云：“吾鄉業賈者什家而七，贏者什家而三。”盡管如此，但是徽商們卻敗而不餒，挫而不懼，反而懷抱一種信念，愈挫愈奮,迎難上進，憑藉頑強的毅力，仍舊執著追求。他們“在外經營，三年一歸，新婚離別，習以故常”，“其貨無所不居，其地無所不至，其時無所不鶩”， “徽之俗，一賈不利再賈，再賈不利三賈，三賈不利猶未厭也。”像明代歙商江遂志的坎坷經歷就是一個典型注腳。他在闖北走南的從商生涯里，連遭人被誣陷、舟遇風傾或損毀等厄運臨身，但始終沒有為艱難曲折摧垮自己的意志和抱負，雖年逾半百，他“乃作焚舟計，盡棄其產往來金陵淮揚諸鹽筴地，用是起家。”有類江遂志其人的徽商還很多，他們面對充滿風險的市場環境，縱使自己屢遭失利，也不喪掉信心和韌勁，而是勇往直前，以圖東山再起。近世中國文化巨擘、績溪人氏胡適曾將徽商喻作“徽駱駝”，正是當年徽商堅韌不拔、百折不撓精神風貌的形象描畫，而這種精神乃是徽商創業有成的內在動力。
5、尊重規律、人本關懷的精神：
歷史上的徽商許多得以在商途中建功立業，這與他們理性從商運作，善于審時度勢，探求商賈經驗，總結失敗教訓，不懈摸索規律，始終尊重規律，并嚴格依遵規律行事是分不開的。正是他們憑藉自己對市場行情的準確把握和對生意經的深切體驗，善于及時調整經營項目、活動范圍、價格指數和利潤幅度，也就是說他們善于在風云變幻的激烈商業爭戰中常常能夠根據變化著的市場實情不斷適時調整自己的營商思路，靈活地制定切實可行的營商方略，搶占先機，贏得主動，因而從容應對挑戰，賺取利錢。與此同時，徽商先人們在長期的經商實踐中還非常注意以言不二價、童叟無欺的誠信原則來對待顧客，“以和聯日來相貿易者”，即是說以“和為貴”——和顏悅色的姿態與和氣生財的期許來對待生意場上的業內同行，這些從直表層面上講是一種商賈道術或者生意經的施行或運用，再往根子深層上說，就是一種源自徽商們心田內里的以人為本、尊重別人權益理念的反映，體現出對人類自身的關懷精神�？傊�，尊重規律、人本關懷的精神乃是徽商創業有成的勝算秘訣。
6、好儒崇知、立信存義的精神:
徽州原是一個“十戶之村，不廢誦讀”的“習尚知書”之地，南宋以后又被譽為“東南鄒魯”、“文獻之邦”、“朱子闕里”、“彬彬乎文物之鄉也”，這里的人大多在童年時就被送入塾堂承師受業、讀書習字。當地民俗尊儒重學，敬士崇知，影響甚大。尤其徽商中就有不少是先儒而后賈者，經商后“賈而好儒”者也不乏其人。那些人稱“儒賈”或“賈儒”的徽商實際上就是一批由于崇知而志在求知又多半富有相當高的文化素養的商人，他們易于掌握計然術，權低昂、善取予、精籌算，運用于經商實踐，獲利多且快。在致富后，徽商一般都繼續重視族中子弟的讀書學習，對于興建書院學堂之善舉往往不遺余力搞捐輸。在文風昌盛、教育發達的古徽州，受到獨特的自然地理、社會歷史、人文風尚的影響，徽商既接受了尊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程朱理學，又接受了抬高商人地位的陸王心學，并巧妙地將兩者融合起來，把儒家思想理念轉變為商業經營術略，將傳統倫理規范轉變為商德賈道。應該說，徽商大多強調“忠誠立質”，主張在經營活動中“以誠待人，人自懷服;任術御物，物終不親”，摒棄某些商人慣用的聚財手段，尚且強調要“以信接物”，講究貨真價實、量足守信，重視商品質量，不售偽劣商品�；丈趟∈夭灰频�“信”，也是從儒家所謂“立信”、“篤信”、“言而有信”、“講信修睦”中引用來的。他們還仁心為質，以義為利，力求做到“輕利重義”，利緣義取。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崇尚信義、誠信服人，薄利競爭、甘當廉賈，寧肯失利、不肯喪義，注重品質、提高信譽的價值取向和營商特色�？傊�，好儒崇知、立信存義的精神乃是徽商創業有成的智慧源泉。
7、協作團結、益公奉獻的精神：
清末歙人許承堯在其《歙事閑譚》中記云：“吾徽人篤于鄉誼，又重經商，商人足跡所至，會館義莊遍行各省。”因為古徽州人習慣于聚族而居，地方宗族勢力甚強，同時鄉土意識亦濃，于是旅商在外的徽商往往在異地他鄉組建徽州會館義莊或者同鄉會，再或者按照行業結成公會、公所，建立結構緊密、信息交換且遍布全國的商業網絡，結成互相照應協作的利益共同體，以便同舟共濟，互幫互助、共興共榮。事實上，這些徽州會館義莊成了徽商們以牢穩的宗誼或鄉誼為媒介來聯眾團結的物質承載體，通過這些紐帶式的特殊場所，可以發揮出很大的作用，主要有：一是聚合團結旅商在外的徽商力量與其他商幫勢力競爭抗衡以維護自身的利益，二是為出門遠行遇到困難的族戚或老鄉援手提攜與資助以壯聲勢，三是為徽州商旅客官交流商品貿易乃至日常生活等方面的信息牽線搭橋以提供方便，四是替外出的徽商和其他徽州人順暢地跟家鄉聯絡居間中轉，五是為運送徽州人旅梓歸藏進行傳遞應接�；罩萑嗽谕�，往往合力齊心，特別是遇有糾紛及斗訟之事“一人爭之，一族爭之”，以眾幫眾。一旦發現有利可圖的業務或便于經商的地方，也肯將信息提供給族人鄉親，讓大家來同謀經營，共求發展。另外在資金籌措和調配使用上做到余缺互濟，在人員安排上做到族人鄉親優先考慮。良好的人際關系，和諧的共事氛圍，使得徽商能夠依靠整體力量獲得強大的競爭力，從而能在商戰搏擊中每每操持勝券。與此同時，大多數徽商在成業發跡以后，熱心于家鄉或所在商住地的社會公益事業，紛紛捐錢輸銀慷慨解囊，用以筑道路橋梁、修祠堂族譜、造牌坊亭閣、辦書院學堂、建會館義莊、護河堤堨壩，并廣置族田義田以救濟族內及鄉里窮苦之人，除此而外，他們還經常為國捐輸以賑災助餉，如清代歙縣棠樾人、一位曾任鹽運使的大鹽商鮑漱芳等都是此類代表式徽商人物，為此他得到乾隆皇帝恩準賜建起一座“樂善好施”義字石坊于村口七座牌坊群的正中央，所有這些利于公益的舉動無不體現出一種甘于奉獻的可貴精神�？傊�，協作團結、益公奉獻的精神乃是徽商創業有成的堅強支撐。
綜上可見，“徽商精神”即是由徽州商人這一特殊的社會主體集體創造歷史的時代精神，自身包藏有閃耀著人類理性光輝的極其豐富的思想內涵，它集中體現了古徽州勞動人民的優秀品質，是對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繼承和凝煉，是傳統世代偉大的民族精神在特定區域內的微觀鑄塑，是顯現出鮮明民族特點的傳統徽州文化中彌足珍貴的歷史遺產，同時也是一份十分難得的精神財富。
三.與時俱進弘揚“徽商精神”
徽商崛起于明代，衰落于清末，歷時數百年而走完了他們的歷程。雖然一時盛極的徽商最終成為中國古代商業經濟恐龍，已經“無可奈何花落去”地告退出歷史舞臺，然而由徽商在過去的輝煌歲月里所創造出的“徽商精神”卻不會沉寂，它仍然具有令人驚嘆的歷史穿透力量，穿越幽長的時空隧道，將其影響帶向后續世代�；丈虃鹘y對于今天的社會來說，并非都是有用的東西，徽商遍布各地的祠堂及幫會組織，在當時也許發生過積極作用，今天卻沒有存在的價值�；丈淘谫Y本原始積累過程中采用的種種不正當手段，在今天也毫無借鑒意義�；丈套鳛槿迳痰闹黧w，它的精神價值是由徽州商人共同創造的，代表了他們的社會存在的本質力量和根本性特征的東西�；丈套鳛橐环N文化現象，它所積淀于社會觀念形態的東西是精華與糟粕共存的。在對待“徽商精神”問題上，一古腦兒奉若至寶般地全盤肯定或者不加分析視如敝帚般地一味否定都不是科學的態度。我們不應該成為簡單的“復古主義者”，也不要成為死板的“泥古主義者”，我們應當成為理性的“考古主義者”和辨證的“鑒古主義者”，我們要在鑒良析莠、除粕取精的前提下，深入地進行探究、總結、提煉“徽商精神”，并與時俱進地弘揚、光大、升華“徽商精神”，旨在古為今用，強調其現實針對性和未來前瞻性，為有為現實與創造未來服務。
之所以要與時俱進弘揚“徽商精神”，首先就在于它本身具有歷史價值。當年徽商憑著堅定的信念、頑強的意志、睿智的頭腦、艱辛的努力，得以從眾多商幫中脫穎而出，雄冠其首，獲得成功，客觀上，某些外部因素——諸如明清時期商品經濟較之于前代更見活躍和發展，而徽州又毗鄰江浙，可期收近水樓臺之功效，加之封建王朝政府推行鹽法變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讓徽州人牢牢地搶抓在手，等等，這些多種經濟的或政治的以及其它社會因素綜合作用成就了徽商。然而唯物辯證法啟示人們，光有外因是不夠的，事物的變化一般都是內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外因往往要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其中內因起的還是關鍵性作用。從主觀上看，讓徽商贏得成功的關鍵性內部因素就是徽商精神。在它的長期培育下，一批又一批具有強勁競爭力、能夠在商場上縱橫捭闔的商業精英紛紛登上歷史舞臺，從而創造出了空前輝煌的徽商經濟奇跡�？傊�，“徽商精神”已經顯現出其巨大的歷史價值，尚且不會因時光歲月的流逝而銷蝕，相反地，在于任何時代，都頗值總結和弘揚。
之所以要與時俱進弘揚“徽商精神”，其次還在于它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這主要表現在“徽商精神”能夠作用于當今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文化建設的推進這兩大塊面上。
其一，對于今天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言，“徽商精神”具有最為直接的弘揚效應。因為不管時代背景有多大差異，社會條件有多大區別，只要是發展商品-市場經濟，其運動規律的作用表現總是相通可探的。農耕時代的商品經濟與電子信息時代的市場經濟，雖然從經營內容、經營方式到經營理念、經營策略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但其主體都是從事市場交易的人，其目的都是為了滿足各種社會需要，其要求都是為了實現利潤效益最大化，其方式都是通過要約承諾再要約再承諾循環反復地進行討價還價直至完成整個貿易過程，其實質都是競爭，包括各類經濟主體主要是商家之間圍繞商品價格、質量、服務等方面展開的各式各樣的競爭，甚至還包括商品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競爭。因此，上述兩者之間有著更多的共性。“徽商精神”作為前人留給后人的寶貴精神財富，它是不懈進取的徽商群體在長期經商實踐中對商品經濟活動經驗和市場運作規律進行總結和探求而獲得的科學認識成果，同時還是徽商們所內具的萬眾仰敬的品德才智的精華結晶。“徽商精神”傳導給人們的是一種積極奮爭、昂揚向上的精神鼓勵和力量展示，它在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仍然有著較強的生命力，我們要想加快發展步伐，就有必要弘揚“徽商精神”。有道是，無商不活，只有商品-市場經濟的繁榮，才能促進生產與消費的更好結合與持續提升，才能促進本地經濟與外地乃至更大區域范圍的比較發達的經濟帶或經濟圈的緊密融合，從而帶動地方經濟的跨越式發展。
其二、對于而今我們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來說，“徽商精神”也是可資援用的傳統文化資源，是文化力中潛在的重要要素。在加快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新的歷史階段，我們黃山市要朝著努力建成“全國最美、山區最富、生態最佳”的地方之一這個“三最”目標，強力推進落實“443”行動計劃，依托優勢的文化資源，打造文化大市，為此，我們比任何時候都需要弘揚光大并升華取用獨有的歷史文化遺產——“徽商精神”，使之在成為我們加快經濟發展的強大精神支柱和精神動力的同時，還成為我們在建設具有新的時代氣息的社會主義文化大廈時不可多得的思想圭臬類磚石材料。
對“
徽商精神”的弘揚之道就在于“揚棄”二字。我們必須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與時俱進，善于揚棄。那么究竟要揚什么、棄什么?怎么揚?怎么棄?自然，我們要揚的就是當中那些古今相通并依舊閃爍著人類睿哲智慧之光的積極的精華成分，棄的則是當中那些不合時宜因而或會阻滯人類文明演進之腳步的消極的糟粕成分。在“揚”字上，如果只是單純地“復制”或“復活”“徽商精神”，就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重要的是，要把那些精華性的東西植入我們的靈魂和血液之中，藉以振作我們的精神，化作催人奮進的精神動力。具體來說，在新時期弘揚“徽商精神”，就是要發揚光大徽商抱定信念、固實志氣、吃苦耐勞、永不言敗、鍥而不舍﹑奮發進取的良好品質，克難而進，頑強拼搏，去為振興地方經濟而愿出大力，勇創大業;就是要發揚光大徽商敢爭先、重創新、行開放、求發展、講敬業、勤務實的光榮傳統，傳播現代市場經濟觀念，努力重振徽商雄風;就是要學習借鑒徽商誠實守信、以人為本、和眾睦諧、知人善用、聚合人心、樂于奉獻以及推崇儒士、重視求知，平常注意學習積累和才干磨礪的嘉善言行，盡量造就一批愿意干且有能力干成事業的出類拔萃的現代企業家和其他各類人才……
弘揚“徽商精神”在于當今，突出的重點應包括如下幾點：(一)以 “誠信”為核心內容的商業道德。誠就是不欺騙，貨真價實，童叟無欺。比如明代歙商吳南坡對本店所經銷的貨物均嚴格驗檢，凡質量合乎規格要求者一律貼上“坡”字封識，讓顧客放心購買;清代績溪商人胡雪巖曾在杭州胡慶馀堂藥店內懸掛手書的“戒欺”匾以律己并警示店中伙計員工，都是立誠之舉。信則是個人所為之實，就是講信譽、守信用�？鬃诱f：“君子言必信，行必果。”要求人們講真話，辦實事，答應了的事，簽訂了契約合同，即使出現意外情況，也要全力以赴，實施兌現�；丈痰恼\信為本精神，對于當前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尤其值得弘揚。因為市場經濟從本質上看，是一種法制經濟，是建立在經濟自由、經濟公平、平等競爭基礎上的法制經濟。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卻是剛剛從計劃經濟脫胎而來，在具有二千多年封建人治傳統的國度里，它所遭受的最大障礙，就是人們法制觀念的普遍低下。近幾年，假冒偽劣商品嚴重泛濫，商業欺騙手段花樣百出，除了加強法制建設之外，內在的道德教育也是極為重要的一方面。儒家教化學說的一個最為明顯的特點，就在于在實施教化過程中，把社會的道德規范內化為人們的自覺行動。在這方面，徽商自覺地以儒家道德觀念規范自己的商業行動，把誠信作為待人接物的基本原則，無疑地為古今商家樹立了榜樣。弘揚誠實守信的職業道德，建立社會主義法制軌道下正常的商業秩序，這是時代的要求，也是廣大人民群眾的愿望。(二)弘揚徽商精神，就要學習徽商實踐孔子“富而后教”的觀念，注重人才投資，振興教育事業，重視人力資本的開發利用。要從歷史上賈儒結合的模式中，悟出其在今天的表現形式，即造就新一代具有相當思想理論素質和專業技術造詣的商業家，能熟練地掌握和運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熟悉國情、熟悉傳統的民族文化心理，能正確地處理好商業活動中的各種現實問題，做好創造性的工作。韓國學者尹絲淳曾指出：儒學特別重視對知識的探求，儒學理論中強調探究合理、實踐倫理、重視理性，這是促進儒教圈近代產業化的巨大潛力。西方一些著名學者認為，要想解決現代社會的種種弊端，必須到孔子那里尋求智慧。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重要的是把馬克思主義精髓，與中國傳統文化和市場經濟原理三者結合起來，挖掘民族內在的巨大潛力，解決并處理好初級階段的種種弊端，這些都需要我們的工商界從業人員，公司、企業的領導者、管理者具有清醒的政治頭腦。(三)弘揚徽商精神，就要樹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以天下為已任的觀念，發展慈善與公益事業，濟困扶危，賑饑救災�；丈痰目少F之處，是他們的慈善與會益事業不只是關注自己的鄉里與親友，而是全社會的。這正是儒人士子“以天下為已任”觀念的具體實踐。
值得注意的是，徽商作為“賈而好儒”的一代儒商，一般都遵奉孔孟儒家所宣揚的“誠”、“信”、“仁”、“義”等倫理道德信條來經商，恭行以誠待人、以信接物、以仁為質、以義為利的商德賈道。至圣孔子強調“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對于人的成人成己尤其重要，還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亞圣孟子也主張“仁者愛人”，人們對義利的態度便是“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進一步推重仁義。而在徽商們看來，仁者，處理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須相親相愛，勿霸氣凌人，也不要仗勢欺弱，應當誠信經營，言不二價，童叟無欺。至于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為惡與奸者也”，“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污”，憑藉貨真價實即優質的商品和公道的價格從仁義中取利，讓他人和自己雙雙共贏。正合古語所云“仁中取利真君子，義內求財大丈夫”。 徽商中就涌現出許多仁義商人，這一形象通過他們的言行舉止得到塑就和詮釋。如明代休寧糧商汪平山在正德年間安慶府潛山和桐城一帶發生災荒造成糧價暴漲之際，“不困人于厄”，而是將自己蓄儲的谷粟，“悉貸諸貧，不責其息，遠近德之”。清代婺源商人凌晉“雖經營阛阓中，而仁義之氣靄如”。在與人交易時，他能寬容他人卻嚴律自己，發售貨物時一旦發現斤兩不足現象則必如數予以補償，如此不但沒有虧蝕老本，反而使“生計于是乎益殖”。清代歙縣商人吳鈵“平生仁心為質，視人之急如己，力所可為即默任其勞，事成而人不知其德。其或有形格勢阻，輒食為之不寧。”他還經常諄諄告誡兒子說：“我祖宗七世溫飽，惟食此心田之報。今遺汝十二字：存好心、行好事、說好話、親好人”。又曾說：“人生學與年俱進，我覺‘厚’之一字，一生學不盡不做不盡也。”他教導子孫在經商中要存仁愛之心、寬厚之德，這便是徽商經商與做人雙雙成功的奧妙所在。應該說，徽商重義輕利、誠信仁愛精神的精髓實質在任何時代都不會過時，在任何社會都有值得頌道和倡揚的為人類自身發展所需要的永恒價值。尤其是徽商忠誠立質，講信修睦，心存仁愛，善處義利，不僅使商人自身與顧客對象、店員伙計、競爭伙伴以及其它社會方面的各種復雜人際關系得以處之和諧，而且突出體現了以人為本的人文關懷，營造了協調有利的經商環境，從而屢屢制勝�；丈踢@種謀求商業發展的理念和做法對于后人有很好的歷史啟迪意義。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上鄭重提出要堅定不移地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即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強調堅持以人為本，就是要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全面發展，就是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建設，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協調發展，就是要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推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協調，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沙掷m發展，就是要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實現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保證一代接一代地永續發展。循著這樣的思路去發展，今人可從古人那里獲得眾多靈智性的營養素，同時我們的國家和民族也必將會擁有美好的未來。
當然，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徽商精神”也不例外，對此既要“揚”，又要“棄”。因為徽商畢竟還是一個區域性的封建商幫集團，不可避免地帶有那個時代的歷史烙印和局限�；丈痰谋瘎≡谟�，當他們經商致富“累貲巨萬”之后，沒能完成歷史性的角色轉換，實現從封建商人向資本家的蛻變，不像西歐商人那樣，在據有一定資本實力后就把住良機，乘勢經營擴大再生產，發展海外貿易，由此逐漸集聚壯大成一股由一個新生階級所掌控的足與封建勢力相抗衡并最終可以進攻摧毀封建專制統治的強大經濟力量，從而深刻地改變了歐美社會的面貌。相反地，徽商卻大多沒有把手中的資本進一步投入產業領域，而是讓它流向走錯，轉向并沉淀在社會消費領域，紛紛不計成本地忙于追逐封建功名利祿，或買田置地建宅造院以圖告老安享，或捐獻輸納于其它公共建設換取好名聲，甚或為奢華生活而大肆揮霍浪費，于是錯失了新的發展機遇，到頭來依然還是持有濃厚落后保守意識的封建商幫，處于暮氣沉沉狀態之中的后期徽商無論創新意識還是創新能力都大大減弱，變得越來越守舊，最終便在國內封建勢力和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沉重擠壓下衰弱下去，一蹶不振。而徽商落到這一地步，固然有諸多歷史因素所致，包括有政治的原因，比如政府改變了鹽的配額，鹽商最大的靠山沒有了;也有交通方面的原因，比如津浦鐵路的開通，運河的漕運就廢掉了;還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海開埠后新的商業模式、新的產品的沖擊，而這個時代的徽商卻沒有“與時俱進”，沒有開發出新的商品，這樣，原來的市場就慢慢萎縮了。因此，這也是一點啟示，就是要以變應變�？梢�，徽商的衰落，這其中恐怕與“徽商精神”里存在的某些負面的東西起到一定作用也不無關系。因此我們不僅要看到它閃光的一面，還要理智地以史為鑒，剖析其晦黯的另一面，這樣便能更好地利于汲取精華剔除糟粕的努力。
譬如徽商是在帶有很強宗法色彩的農業文化觀念的支配下，進入商業活動領域的，因此帶著較為強烈的小農意識。在小農文化觀念的引導下，徽州商人始終沒能樹立起商業效能的觀念，其中，相當一部分甚至始終沒能培植出對商業的忠心�；罩萆倘酥袕纳潭K的少，多數人無論是發了家或是賠了本，最終還是葉落歸根，返回到以農為本的老路上來。再說在古徽州兩頭“在外” 的情況非常突出，徽商的商業行為與家鄉聯系不大，特別是到后來，連商品也不在當地生產了，徽商與徽州實際上已經脫離關系，徽州僅僅是出人而已。如果沒有經濟聯系，而外面賺的錢更多，他們為什么一定要回去呢?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資金往可賺錢的地方走，所以當年奔走四方的徽商在從業期內幾乎沒有什么人回流本土，更多的卻是到老歸鄉以度余生。于是出現徽商足跡遍天下，本土產業空心化的狀況。當然，欲改變它，就得搭建平臺來保持在外商客與本土的經濟聯系，而要保證這個平臺的有效性，最重要的是產業條件和制度條件，產業要有前景，體制要更有活力。經濟發展的梯度總是存在的，有梯度就有商機。當年的徽商在外面是何等富可敵國，然而對他們的家鄉而言，似乎只帶來了無數雕梁畫棟的宅院，而并無產業上的聯系�；丈膛d盛了很多年，為什么在清朝末期進入低谷，直至衰落，失敗的原因是后期徽商創新不夠、盲目求大，根在其宗法性小農意識突出，沒有做到與時俱進地改造自我，改造“企業”。從歷史發展的眼光看，這些便是其時代局限，尤其是宗法性小農意識成了繭縛徽商頭腦與手腳的歷史糟粕，應予棄除。
再比如說商業企業管理問題，現代企業管理的核心是科學管理，而傳統徽商企業管理的核心卻是倫理管理。在傳統徽商企業里，人與人的關系不是雇主和雇員的關系，而是師傅和徒弟、老板和伙計的關系，又或者是宗法、血緣等關系。從這點上分析，我們就不難理解徽商為什么從紅頂商人胡雪巖開始銷聲匿跡。胡雪巖是最后一個成功的徽商，他的失敗是很正常的，因為他正好處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時期，隨著傳統時代的結束和現代的開始，商業環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徽商傳統落后的經營模式與管理方法再也不能適應市場競爭的需要。畢竟，錢莊肯定競爭不過銀行，胡雪巖也斗不過洛克菲勒!再說在他的身上體現出徽商崇拜官商權錢結合的信條實際上也是一種典型的歷史糟粕，有悖于商業競爭原則。所以，對于傳統的徽商精神，現在我們必須要及時進行揚棄，弘揚其精華，摒棄其糟粕，要用“批判與再造”的方法來重塑現代徽商精神，從而用現代“商人意識”來改造自我，改造企業，重振徽商雄風，促進現代商業經濟的新發展!
總之，與時俱進弘揚徽商精神，這是時代的呼喚，更是今人的職責!我們這一代應當要不辱這一歷史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