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是公元1667年時才出現的一個概念，安徽是中國建省較晚的一個省。

　　說起“安徽省”就不能不提及“江南省”，“江南省”設于公元1645年(清順治二年),省府駐地江寧(即今南京)。清江南省的前身是明朝的“南直隸省”。“江南省”的所轄范圍大致相當于現在上海市、江蘇省和安徽省的所轄范圍之和。無論是明朝的“南直隸省”，還是后來清朝的“江南省”，皆為當時全國最富裕的省份之一。清初時，每年僅江南一省上繳的賦稅額就占了全國所收賦稅總額的近三分之一，而每期科考，江南一省的上榜人數則占了全國的近一半，于是民間便有了“天下英才，半數盡出江南!”一說。

　　由于清朝初期，天下尚未完全統一，東南有朱氏南明，西南又有吳氏等三藩勢力，再加上滿清皇室內部派系矛盾尖銳，爭斗不斷，而作為清廷主要的財源和人材庫之一的江南省，其穩定性和安全性就至關重要了。因此，順治皇帝決定將江南省分而治之，一來以便更強有力的管理，二來以防再有其它勢力利用富碩的江南省作大作強而危及朝廷。

　　公元1661年(清順治十八年)，清廷將江南省一分為二，分為：“江南右布政使司”(治所蘇州)和“江南左布政使司”(治所江寧)。公元1667年(清康熙六年)，取“江寧”和“蘇州”二府首字的合成，改“江南右布政使司”為“江蘇布政使司”，建“江蘇省”;取“安慶”和“徽州”二府首字的合成，改“江南左布政使司”為“安徽布政使司”，建“安徽省”。“安徽巡撫衙門”、“安徽按察使司”、“安徽都指揮使司”駐安慶，但由于東南沿海局勢等方面因素，“安徽布政使司”暫留江寧。公元1760年(清乾隆二十五年)，“江蘇巡撫衙門”、“江蘇按察使司”、“江蘇布政使司”、“江蘇都指揮使司”由蘇州遷至江寧，江寧正式成為完全意義上的江蘇省會;“安徽布政使司”由江寧遷至安慶，安慶正式成為完全意義上的安徽省會。

　　從1760年開始，除太平天國時期，安慶被太平軍占領，安徽省府曾短暫遷往廬州外(太平天國運動失敗之后，李鴻章、曾國藩等人協商后決定安徽省會仍復遷安慶為宜)，到抗日戰爭時期，安慶淪陷于侵華日軍，安慶一直為安徽省府駐地。

 

　　安徽建省標志性建筑——清朝安徽布政使司的門樓，現位于安慶市龍門口街

　　江南省雖分為安徽和江蘇兩省，但安徽和江蘇仍是清朝時兩個富碩的省份，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前(除太平天國運動后的二十余年外),安徽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一直都位于全國中上等之列，而雍乾嘉時期安徽每年所上繳的賦稅額一直可排在全國前十位。當時，在安徽經濟發展重心的沿長江一線及江南的徽州地區，除了“蕪湖米市”是“中國四大米市”之一外，還誕生了一支商團勁旅——徽商，他們活躍于大江南北、黃河兩岸，以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和葡萄牙等地區，其商業資本之巨，從賈人數之眾、活動區域之廣、經營行業之多、經營能力之強，都是其他商幫所無法匹敵的，在中國商界稱雄數百年。而作為安徽省會的安慶有著比較高的首位度，從19世紀中后期開始，安慶就和武昌、江寧并稱為“長江三巔之城”。

　　太平天國運動后，曾國藩留駐安慶三年，以節制安徽、江西、浙江、江蘇四省軍事政務，安慶也由此一度成為這四個地方的政治中心。公元1861(清咸豐十一年)，清朝依靠自己力量在安慶建立起中國第一個近代軍事工業企業——安慶軍械所，一時間，容閎、徐壽、華衡芳等一流的科技專家們云集于此，制造出了中國自己的第一臺蒸汽機和第一艘機動輪船，它既標志著安慶，乃至于安徽是整個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開端，同時也體現出當時安徽省的在全國的重要性和影響力!稍后的1889年，中國第一臺電話機亦誕生于安慶。

　　清朝時期，安徽對全國的影響不僅僅局限于經濟和科技方面。“桐城”是清朝時隸屬于安慶府的一個縣，從清康熙年間的方苞初始，先后涌現出諸如劉大魁、姚鼐、戴名世、方東樹、姚瑩、吳汝綸等六百余位著名文士，開一代散文之風氣，成一大散文之流派，因其代表人物皆為桐城人，故被稱為“桐城派”。清朝中期，“桐城派”風行域內，對清代的文壇影響巨大，其后以惲敬為代表的“陽湖派”，以曾國藩為首的“湘鄉派”的古文，皆為“桐城派”的別支。

　　“桐城文風”一統中國文壇二百余年之久,有“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之稱，桐城則被譽為“文都”!而在桐城濃重文氣里熏陶出來的“父子宰相” 、輔康雍乾三朝、被滿清皇室視為“護國大臣” 的張英、張廷玉，則是清朝安徽政治精英里的突出代表。京劇素稱“國粹”，可有多少人明了它原本是安慶石牌小鎮的幽巷舊曲?在石牌的彈丸之地竟孕育出高朗亭、程長庚、楊月樓等多位宗師，徽班進京，整個京城為安徽藝人精美絕倫的行頭、裝飾驚嘆不已，“安慶色藝最優!”“無石(牌)不成班!”之說一時間廣為流傳。后來，被譽為“徽班領袖,京劇鼻祖”的安慶潛山人程長庚帶領三慶班對徽調進行改革,繼承發揚徽調兼容并蓄的特點,廣泛吸取漢調等劇種的唱腔特色,使京劇在此基礎上逐步成型并完善。而在皖江以南的徽州地區，擅于經商的徽州人卻有著 “賈而好儒”，“賈儒結合”的顯明“儒商”特點，新安理學、新安畫派、新安醫學、徽州樸學、徽州篆刻、徽派版畫、徽州刻書、徽派建筑、徽菜等等諸多綜藝門類在歷代徽州人的手中傳承、發揚和交融，逐漸形成了被稱為“中國三大地域文化”之一的“徽文化”，并且隨著徽州商人們經商的步履傳向各地。

　　“湖筆、徽墨、宣紙、歙硯”為公認的“文房四寶”之上品, 而在這其間就有 “徽墨、歙硯”兩寶產自徽州,足可見徽州重文興教的風氣濃厚,在清朝統治的二百六十余年間,從這片土地上走出了五百余名進士,十八名狀元。

　　從19 世紀末開始，中國大地經歷著一個又一個的革命浪潮。而20世紀初葉，以“民主、科學”為旗號的，被稱之為“中國思想啟蒙運動”的“新文化運動”，有兩位杰出的領軍者，分別是與“安”字對應的安慶人陳獨秀、與“徽”字對應的徽州人胡適;而奠定國人現代思想之基的《新青年》雜志，自1915年9月第一卷第一號至1916年第六號的作者群，幾乎全出自安徽的皖江一帶。

　　毫無疑問，安徽曾在經濟、科技、文化等諸多方面影響過中國的歷史進程!

　　民國初，國民政府雖然撤消了徽州府的建制(一同撤消的還有廬州、鳳陽等府)，在安徽省設安慶、蕪湖和淮泗三道，但國民政府和安徽省府依然把安徽經濟發展的重心放在沿長江一線和江南的徽州故地。孫中山先生在其著作《建國方略》和《建國綱要》中就提到在安徽要重點建設兩個地方：一是安慶，二是蕪湖。要把安慶建設成為武漢和首都南京之間一座橫跨長江兩岸的特大型“雙聯市”，把蕪湖建設成為長江流域主要的港口城市(1918年蕪湖海關進出口貨值就達當年全國對外貿易的3.5%).

 

 

　　圖為1946年民國中央銀行發行的一套紙幣背面的安慶振風塔圖案

　　以一地的標志性建筑作為全國發行的紙幣的圖案，是不多見的。足可見，當時安徽在全國的影響力之大，以及首府安慶的首位度之高。

　　抗日戰爭中，安徽省會安慶淪陷，安徽省府被迫從安慶遷出，先后隨戰事的發展，暫駐立煌(即今金寨)、蕪湖、合肥等地。1949年合肥解放時，由于安徽巢湖以南的大部分地區還未完全解放，中共中央臨時在合肥設皖北行署，之后渡江戰役總指揮部也就設在了肥東。蕪湖解放后,中共中央又臨時在蕪湖設立皖南行署,1952年中央決定合并皖北行署和皖南行署,復建安徽省,同年,安徽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駐地合肥。

　　盡管在建國初期，安徽曾被毛主席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列為沿海省份,但不可否認省會由沿江的安慶遷至內陸的合肥，使安徽在政治心理上由一個通江達海的沿海省份變成了一個較為封閉的內陸省份，因為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航空運力幾乎為零,而鐵路運力極其有限的狀況下,作為”中國第一大水系”的長江對于安徽意味著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而合肥雖然位于安徽地理之中心,但卻遠離長江和淮河這兩大橫穿安徽的主要水系,交通相對閉塞。

　　再則,合肥在解放之前僅為一個人口不足5萬的小縣城，連兩層以上的樓房都很少見，城區道路總里程僅14公里，各方面條件相當簡陋,很多基礎設施都要從零起步。據相關統計，1949年時，合肥城區的工業生產總值僅為226萬，安慶和蕪湖二地的城區工業生產總值分別為613萬和648萬，而作為新興工業基地和鐵路樞紐的蚌埠，其城區工業生產總值則達到了1753萬。因此，使得安徽發展的眼光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主要局限于合肥的周邊。但是合肥發展了這么多年，所轄三縣依舊落后，長豐還是國家貧困縣。而合肥的周邊城市，如六安、巢湖也沒有在合肥的帶動下富起來。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合肥的各項產值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才超過安慶、蕪湖和蚌埠。

　　到2005年“十五”計劃末，合肥的經濟總量僅為850億，再來看看周邊的其它省會城市：2005年，杭州的經濟總量為2900億，南京的經濟總量為2400億，武漢的經濟總量為2200億，濟南和鄭州的經濟總量則分別為1870億和1670億，而南昌的經濟總量也有1100億了!現在，只要是有點兒經濟常識的人都能明白，把一個原本是縣城的地方建設成一個省會要比把一個原本就是城市的地方建設成一個省會所花的經濟成本大得多!不可否認，合肥從20世紀40年代末的一個小縣城發展到如今的規模，就其自身而言，卻是創造了“奇跡”，但這種“奇跡”卻是以過度耗費安徽的“元氣”為代價的!

　　其實，在20世紀50年代，安徽的不少省領導都感覺到了合肥的諸多局限性，有把省會遷到條件較好的沿江城市蕪湖的想法。為了“斷絕”這種想法，使安徽的領導們安心建設合肥,1958年，毛主席利用視察安徽和為新建立的“安徽大學”題校名的機會，以書信的形式向當時的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明確了他不同意把省會遷到蕪湖的態度!(這封信現雕刻于安徽大學校本部南門背面的墻壁上)。

　　那時，毛主席之所以執意要將合肥作為省會,主要是基于以下考慮: 建國之初,長江以南地區的很多地方都有匪患,西南地區尚未平定,再加上臺灣島上的國民黨蔣氏集團一直叫囂著反攻大陸。安徽地處長江咽喉地帶的戰略要沖,而原省會安慶一帶自古則有“萬里長江此封喉，吳楚分疆第一州”之稱，把省會放在一個長江沿線的城市有著很大的戰略安全隱患,如果像武漢和南京這樣的沿江戰略重鎮失守,敵人依靠長江便利的交通條件,順水而至,極有可能在一天之內拿下兩個省會城市。

　　而合肥周邊三百公里的方圓內,東,南,西皆為山區,向北是平原地帶,也就是說,如果軍隊東進,西進,南下設置集結點,合肥是最理想的地區,它是山區向平原過渡的丘陵地帶,地形能夠緩沖敵軍的進攻,容易展開反攻和推進前的物資和人員的準備。合肥是作為軍事價值存在的, 把省級機關和企業設在合肥,把其它地方的資源向合肥集中并在周邊縣市發展軍工基礎企業都是為了這個軍事上的目的,安徽整個省就如同是一個軍事泄洪區和軍事緩沖區。從一定意義上說,合肥能成為安徽省會主要是“軍事政治”的產物,而并沒有多少經濟發展上的考量!

　　隨后，依據中央的戰略意圖,安徽省的領導層即確立了以合肥為中心、以沿淮為重點、皖北帶動皖南的發展戰略。在1950年——1984年之間安慶、蕪湖二地的財政總收入為78.3億元，同期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為19.62億元，凈上繳國家省財政58.8億元。

　　而在這期間合肥、淮南、淮北三地的財政總收入為78.92億元，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為90.51億元，不但一分沒有上繳，反而從國家和省里得了11.59億元，事實證明，這種“抽血”似的發展使得安徽在經濟上陷入了衰落的泥潭。毛主席在建國初期的一些講話和文章中都將安徽視為“中國東部經濟比較發達地區”之列(《毛澤東全集》中有收錄), 而建國之初的安徽在經濟上的確屬于中等發達的省份,但如今的安徽似乎已成了“貧困”的代名詞! 安徽為國家的戰略安全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20世紀80年代后，在各方面局勢趨向緩和的時代大背景下,發展成為全國上下的第一要務。但是,安徽的決策者們依然固守著50年代特殊時代背景下制訂的那套經濟發展模式，空想著構造所謂的“合肥經濟圈”和“沿淮經濟帶”。正因為經濟發展戰略上的畫地為牢和故步自封，致使皖江流域在上個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關鍵起步階段成為決策上的空白，皖江五市的經濟發展水平遠遠不及同飲一江水的蘇南地區。馬鞍山和銅陵有所發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們是資源性城市，蕪湖在近些年靠者毗鄰“長三角”的區位優勢才有了較大的發展，相比較馬銅蕪而言，安慶和池州則不如人意。

　　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皖江流域默默無聞!民國時期商業經濟燦爛一時的皖江流域只在寂寞中徘徊!與此同時,省里繼續給予合肥和沿淮城市巨大的經濟投入。以致于安徽的經濟發展水平在全國各省份中的位次持續下滑，到了2005年“十五計劃”末，安徽省的人均GDP在全國僅排第25位!

　　安徽要有大的發展，必須重視皖江的建設!皖江是安徽的“龍脈”，皖江和其他地方的經濟比起來，皖江不僅基礎好得多，而且開放性高,發展空間廣大,還有連接華東沿海和華中腹地的重要區位條件。而且沿江的任何一個省份都是以沿江經濟帶為主：江蘇的蘇南，湖南的長、株、潭，湖北的武漢、宜昌等等——哪個不是圍繞著長江做文章，這是規律!縱觀長江流域，安徽的東面江蘇的沿江早已形成一個城市明珠帶;安徽的西面湖北省的長江流域也不可小看，“武漢城市群”發展迅猛;成都、重慶正聯手將“成渝城市群”打造成為中國第四大城市群;江西也在重點建設從九江到景德鎮的“沿江工業走廊”。

　　長江流域惟獨安徽段經濟大面積塌陷，即使以發展最好的蕪湖而論，長江大橋于20世紀90年代末才得以建設，大大落后于九江長江大橋的建設。在20世紀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安徽省內對皖江流域的經濟投入寥寥無幾，長江的黃金水道未能充分發揮作用，皖江不富，安徽經濟何以騰飛?合肥作為政治中心，如果一味單為自身投資，其效益比是較差的，應在區位優勢明顯的皖江沿岸重點投資發展。省會不一定是經濟重心，這在全國很多省份已經有先例了!

　　1990年，國家決定開發上海浦東。1991年初，小平同志在上海指出:“開發浦東,這個影響就大了,不只是浦東的問題,是關系上海發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問題。”此時，安徽的決策者們才如夢初醒,意識到了“黃金水道”——長江的對于安徽的巨大意義,于是,全省的經濟發展的重心開始逐漸由沿淮偏向沿江,并且提出了“抓住機遇、開發皖江、強化自身、呼應浦東、迎接輻射、帶動全省”的方針,重點支持馬鞍山和蕪湖二市，二市果然不負重望，憑借優越的區位條件和良好的基礎，迅速崛起。到目前為止,馬鞍山和蕪湖二市僅用了大約15年左右的時間就大大超越了皖北沿淮城市50多年的經濟成就。

　　而沿淮的蚌埠作為上世紀50年代全省工業布局大調整后確立的安徽工業重心，在50年代曾一度有過年工業產值占全省工業總產值1/4的輝煌，但到了60年代年工業產值就降為了全省工業總產值1/5，而現在蚌埠的年工業產值在全省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已不到7%了——這是有悖于規律后的必然結果。盡管安徽奉行了40余年的重北輕南的發展策略，但在2005年中國600多座城市的綜合競爭力排行榜上，在安徽的城市里排在前列的除省會合肥(第36位)外其它的全是安徽南部的沿江城市，它們依次為：蕪湖(第45位)、馬鞍山(第62位)、滁州(第108位)、銅陵(第109位)、安慶(第110位)。而在2005年中國600多座城市的人均GDP排行榜上，安徽省進入前200名五座城市除合肥(第82位)外，又全是安徽南部的沿江城市，他們依次為：馬鞍山(第60位)、蕪湖(第90位)、銅陵(第97位)、安慶(第168位)。特別是馬蕪銅宜地區，以全省5%的國土面積和7.6%的人口，創造了全省20.4%的生產總值和26.7%的財政收入。

　　眾多事實已證明,從20世紀50年代始,安徽實行的以沿淮為重心，皖北帶動皖南的發展模式的失敗,以及沿長江地區在經濟發展上確實具有沿淮河地區沒有的眾多優勢，而安徽也必須走以沿江發展帶動全省發展的道路!

　　經歷了數十年持續衰退的安徽，如今面臨的形勢不容樂觀。東邊，以上海、江蘇、浙江為基礎“長三角經濟圈”是我國經濟最具活力的地區之一，各方面經濟指數皆超出安徽數倍之多，而上海、南京、杭州作為“長三角經濟圈”的三極城市，其綜合實力之雄厚、首位度之高，遠非省會合肥可及;在西邊，河南近些年發展迅猛(其2005年經濟總量已突破一萬億，位列全國第五，約為安徽的兩倍)，湖北和重慶的整體經濟狀況也好于安徽，而且鄭州、武漢、重慶三市的經濟總量分別達到了1670億、2200億和3000億，華中三極的態勢日趨凸顯，“中三角”呼之欲出。特別是“長三角”地區江蘇、浙江的發展，使得安徽邊境靠近江浙的城市坐不住了，“離心效應”日趨增強。

　　于是，馬鞍山、滁州祈愿著南京直轄，以便被劃入直轄后的南京。黃山則一直在努力融入“浙江經濟區”，徽杭高速公路的全線貫通(從黃山到杭州僅需兩個多小時)，大大拉進了黃山與浙江的距離。而江蘇南京已直接將滁州、馬鞍山、蕪湖等地納入了“南京都市經濟圈”的范圍之內;在皖北，淮北、宿州等地又被納入了江蘇省打造“徐州都市經濟圈”的規劃當中。安徽正面臨著自建省以來從未有過的窘境!在經濟版圖上，安徽已開始呈現“四分五裂”的態勢。夾在“兩大三角經濟圈”之中的安徽將何去何從?在全國省會城市中發展水平和首位度都墊底的合肥將如何面對?

　　2005年初，郭金龍出任安徽省委書記，一上臺便提出“東向發展”戰略,把省會合肥和沿江的馬鞍山、銅陵、蕪湖、安慶這五座城市確立為率先崛起,融入“長江三角洲經濟圈”,引領全省社會經濟發展的“第一方陣“!重點打造“皖江城市帶”，使其與已現雛形的“合巢蕪城市帶”聯為一體，并且著力于合肥濱湖新城區的建設，斥巨資在巢湖邊修建合肥港，擴建巢湖與長江之間的水道，使合肥由一個內陸城市轉變為一個通江達海的港口城市。雖然，把“合肥由一個內陸城市轉變為一個通江達海的港口城市”的舉動在一些人看來似乎有些不惜“血本”，但卻從一個側面表明了安徽現在意識到了沿長江地區的重要!

　　2005年底，鐵道部已將建設南京至安慶沿江城際鐵路納入國家“十一五”規劃，并與南京至上海城際鐵路同步建設且相連，使之成為“長三角經濟圈”內主干交通在安徽的延伸，并成為規劃中沿長江快速鐵路的一部分。沿江鐵路的建設把沿江各城連成一線，成為并行長江的一大交通要道，這對于安徽實施“東向發展”戰略、加速融入“長三角”、帶動全省經濟的快速發展、促進中部崛起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安徽應抓住這一大好有利時機推動沿江城市跨江發展，這對安徽全省經濟的帶動乃至于國家中部崛起的整體戰略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巢湖、池州等地空守著沿江地區而短時期內卻尚無能力開發，而馬鞍山、蕪湖、安慶等城市又為行政區劃所縛缺少更進一步發展的空間。民間要求將巢湖所轄的無為、和縣和池州所轄的東至分別劃于蕪湖、馬鞍山和安慶等地區的呼聲由來已久，省里應順勢而為，將目前這種“劃江而治”的行政區劃模式轉變為“跨江而治”的行政區劃模式，使安徽的“皖江城市帶”成為連接東部沿海“長三角城市群”和中西部腹地“武漢、成渝城市群”的重要紐帶!

　　2006年4月，中央以“中發〔2006〕10號”文件的形式刊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若干意見》，該文件指出，“要加快發展沿干線鐵路經濟帶和沿長江經濟帶，以武漢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長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帶為重點，形成支撐經濟發展和人口集聚的城市群，帶動周邊地區發展”。而在6月，歷時兩年多編制的《安徽省沿江城市群“十一五”規劃綱要》也正式出臺。

　　該《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將皖江岸線資源開發作為皖江開發的重點之一，要將全部岸線資源的三成以上用于工業與港口開發，建設臨江產業密集帶和沿江港口群。沿江產業密集帶將著力發展大運量、高耗能、高耗水的重化工業，形成多個集聚度高、帶動力強的重點產業集群，使沿江地區的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長20%以上，成為安徽工業化的“脊梁”，同時將建設以蕪湖、安慶為區域性樞紐中心港的現代港口群。而《規劃綱要》對皖江地區發展的定位是“兩帶一群兩網”：除臨江產業密集帶外，規劃明確皖江地區要建設沿江城鎮密集帶，目標是到2010年，使皖江地區45%以上的人都過上城市化的生活，基本將馬鞍山、蕪湖、銅陵、安慶、巢湖、宣城、池州、滁州8市建成充滿活力、創業與人居環境俱佳的現代化城市。

　　在對建設沿江港口群進行部署的同時，規劃綱要明確皖江地區要建設適度超前的現代基礎設施網和綜合物流網，明確提出皖江地區要構建便捷通達的綜合運輸網、安全可靠的現代通信信息網絡以及穩定的能源保障體系、完善的防洪保安體系。到2010年，使得沿江城市群的人均生產總值達到22500元，馬蕪銅宜地區的人均生產總值達到45000元，與南京、蘇州等“長三角”發達城市現行水平相當，率先在全省建成全面小康社會，從而在真正意義上發揮出“第一方陣”引領全省的作用!

　　我寫此文之目的，并非要貶低合肥或者其它什么地方，其實合肥等作為安徽的一部分，同樣是當時不怎么懂經濟的決策者和那個特殊時代的犧牲品!

　　但愿安徽從此一路走好!!